國際傳播理論范式更替和全球傳播秩序 ——與斯巴克斯教授的對話
發(fā)布時間：2020-08-26 16:12:10 點擊次數：139
作者與科林?斯巴克斯（Collin Sparks）教授以對話形式，圍繞斯巴克斯教授2007年出版的《全球化、社會發(fā)展與大眾媒體》（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Mass media）一書，回顧了國際傳播研究的歷史，討論了國際傳播研究中發(fā)展傳播、媒介帝國主義和全球化等理論范式，探討了學者在社會發(fā)展和全球傳播中的角色并且探索了國際傳播新研究范式的可能性。
關鍵詞：國際傳播;理論范式;發(fā)展傳播;媒介帝國主義;全球化
【本文提要】作者與科林?斯巴克斯（Collin Sparks）教授以對話形式，圍繞斯巴克斯教授2007年出版的《全球化、社會發(fā)展與大眾媒體》（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Mass media）一書，回顧了國際傳播研究的歷史，討論了國際傳播研究中發(fā)展傳播、媒介帝國主義和全球化等理論范式，探討了學者在社會發(fā)展和全球傳播中的角色并且探索了國際傳播新研究范式的可能性。
【關鍵詞】國際傳播 理論范式 發(fā)展傳播 媒介帝國主義 全球化
【中圖分類號】 G206
科林?斯巴克斯（Collin Sparks），香港漫會大學新聞系教授，曾任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傳播與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領域為國際傳播、傳播政治經濟學、新媒體對媒介系統(tǒng)的影響力。
一、現代性與發(fā)展傳播學
沈國麟（▲）：在您的《全球化、社會發(fā)展與大眾媒體》一書中，您標出了國際傳播理念演變歷史中的三個關鍵性時期：1947年冷戰(zhàn)的開始，1968年激進主義的全球浪潮，1989年原蘇聯的解體。您是否認為意識形態(tài)斗爭主導了整個國際傳播的進程？
科林?斯巴克斯（●）：我認為三波（國際傳播）理論的浪潮很明顯與不同的歷史時期相關聯。發(fā)展傳播理論是冷戰(zhàn)的產物，該理論的產生是為了對抗共產主義的威脅。學者們的反共是具有自覺意識的，羅斯托1960年的著作《經濟增長的階段》的副標題就是“一個非共產黨的宣言”。羅杰斯甚至哀悼一個事實：唯一認真對待發(fā)展傳播理論的地方就是中國，因為在那里他們有意圖地推動整個人口實現現代化。這些學者非常清楚在那段時間里他們正在打冷戰(zhàn)，他們要努力阻止蘇聯擴張。
1968年以后，（國際傳播的）主導理論非常清楚地與對帝國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重新發(fā)現聯系在了一起，與此同時還有對越南戰(zhàn)爭的抗議，這種抗議使整整一代人在思想上激進化了，尤其是在歐洲和美國。這些對帝國主義、民主傳播、參與性傳播等等的關懷非常清楚地被定位于那個時代。
談論全球化是1989年結束的產物會有更多的爭議。很明顯還有其他的理論根源，但我認為全球化理論是在1990年代取得了勝利。那時有一種感覺，歷史的斗爭已經終結了。從歷史的角度而言，國家已經不再是一個主要的角色，不再會有任何嚴重的國際沖突了。人們可以把視線從帝國主義理論所描述的沖突轉移到全球市場的良好效果上來。我認為這個時期一直延續(xù)到2008年。其間有西雅圖抗議和入侵伊拉克，但關鍵事件是2008年由金融危機所導致的資本主義危機的重現，它標志著全球化樂觀面向的終結。自那以后有許多著作標志著帝國主義理論的重新介入。
追溯創(chuàng)造這些理論的時間非常容易，要么看看這些理論何時變得有力量，要么看看這些理論的內容如何影響了不同的主要思考方式。
▲：現代性是一個如此龐雜的概念，包含著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各個領域中的各種各樣的知識、思想、觀念和價值。發(fā)展中國家擁抱現代性與解放、反抗殖民和趕超西方緊緊地結合在一起。在把現代性傳播到發(fā)展中國家的過程中，現代性中的有些部分被接受,有些部分則被拒絕了。就發(fā)展傳播學而言，當在發(fā)展中國家傳播和發(fā)揚現代性的過程中，西方的學者和專家有沒有遇到過懷疑和批評？這種反饋有沒有對發(fā)展傳播學中的主導范式和參與范式進行修正呢？
●：這個很明顯各有各的不同。你可以說美國人想要在阿富汗傳播現代性，當然他們正在面對反抗。從經典定義上來說，傳播現代性并非發(fā)展傳播學的目標，我認為現代化在不同角度受到了抵制。我在書中給出了許多關于發(fā)展傳播項目的例子。我想要談論一個被很好研究的拉丁美洲的例子，他們試圖給婦女提供媒體，通過接收和傳播信息從而賦予婦女權利，使女性能以此來獲得經濟上的獨立，但一部分男人抵制這個項目，因為它解放了婦女，而一些婦女也不想被外來者現代化。
發(fā)展傳播理論中的參與范式并不由單一的現代性觀念來運作。主導性范式說，我們知道你們想要什么，我們是科學家，我們理解你們，就用這種方式做吧。但是參與范式卻問：“你們想要什么？”
▲：如同您說的，不管最終這些想法有沒有意義，提出這些想法的人能夠參與一個嚴肅的知識生產過程，并且他們的動機就是他們所相信的服務于發(fā)展中國家人們的最佳利益。但問題是這些學者如何知道窮人的最佳利益以及窮人最想要什么呢？
●：這些學者認為他們知道什么才是窮人的最佳利益。他們認為，“我們是由現代科學所武裝的，現代科學幫助我們看到真相是什么，我們并沒有被人們的偏見和無知蒙蔽了眼睛，我們可以告訴他們什么是他們所想要的”。以我為例，我不知道什么引起了疾病，我去看醫(yī)生，他有足夠的知識，他會告訴我如何處理它。一般而言，這就是主導范式所宣稱的：他們擁有超級知識。
▲：國家在發(fā)展傳播中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如同你在書中所說的，理論探索和發(fā)展實踐之間存在著明顯的脫節(jié)，這是顯而易見的，它也導致了一個悖論，需要仔細地檢視：主導性范式在理論上已經過時了，但在實踐上仍然保留著很強的效用；而另一方面，參與范式在發(fā)展理論上是勝利了，但在實踐中卻缺乏實質性的支持。出現這種情況，是不是因為主導性范式依靠國家，而參與性范式看上去民主但缺乏國家的參與？
●：資源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大部分資源來自國家預算，來自像世界銀行這樣的大型機構，它的背后是由少數幾個大國支持的。運作這些事情的人們有一個有關世界將如何改變的非常清晰的理念。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長時間推行“華盛頓共識”，這伴隨著一個非常清晰的理念，即社會應該如何改變，你應該去掉補貼、放開價格、把公共部門私有化。在這個過程中沒有余地去問人們他們究竟想要什么。健康傳播有一個非常好的例子：在菲律賓有一個國營的衛(wèi)生服務設施運行得非常好，然后一些人說應該把它轉成私有的。誰來決定？世界銀行。它希望改變事情所依賴的機制并且不允許廣泛的參與。權力的實質意味著參與范式沒有很大的預算。他們要不到足夠的資源，因為資源屬于那些不想要大規(guī)模參與的人。他們想要主導而不是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是最明顯的例子，他們想要特定形式的改變。
▲：為什么如今在美國或者歐洲最好的學術機構中鮮有人對發(fā)展傳播學感興趣，也沒有興趣對主導范式進行批評，或者對媒介帝國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之間區(qū)別的含義感興趣？是不是因為冷戰(zhàn)結束了，而“發(fā)展”作為一個關于傳播和社會的理論直接來自冷戰(zhàn)的需要？
●：在實踐中仍然有許多發(fā)展傳播的項目，但很多人在理論上對它已不感興趣。向全球化的轉變并沒有為社會發(fā)展提供很多空間。在西方，對發(fā)展傳播學沒有很多興趣是因為在知識上缺乏空間。另一個強有力的因素是世界存在著發(fā)展的另一種路徑。在上海，我們正處于其中。人們說：“我們知道如何發(fā)展，看看中國是如何做的?！边@是理解上的轉變。主導性范式是建立在美國模式上，在小規(guī)模程度上是日本，但在更大的層面上而言，中國提供了關于現代性的另外一種大觀念。（中國）并不是按照西方觀念來現代化，而是另一種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綜合性現代化。你們并不需要西方式的個人主義來現代化，但你們可以用儒家、集體主義來現代化。你們并不一定要用民主、資本主義來現代化，而可以用共產主義。這與現代性的經典概念完全不同。
讓我們看看非洲發(fā)生了什么。那里存在著另外一種發(fā)展范式。那里有一種競爭，一邊是美國和英國，另外一邊是中國。哪種模式更適合？10或15年之前，有日本學者認為日本代表了一種非西方的模式——我在書中引用了這種觀點。因為過去20年中經濟發(fā)生了變化，對于日本模式的信心也越來越少，而中國經濟在過去20年中的表現，形成了一種觀念，這種觀念在中國國內可能并不被認可但在國際上被認可。我說的是“北京共識”，這相對于“華盛頓共識”而言完全是另外一種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