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語境下的媒介融合
發(fā)布時間:2020-10-09 14:54:23 點擊次數:173
中國語境下的媒介融合既是一場傳媒產業(yè)的深度變革,也是一次引人注目的社會變遷,因此,有必要從傳播學和社會學的視角切入,并結合中國現代化轉型以及全球化擴張的雙重語境,來思考媒介融合將如何面對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重重壁壘。中國語境決定了中國媒介融合的漸進式進程。雖然制度的瓶頸仍然是其難以跨越的障礙,但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媒介融合既提升了受眾的積極性與主動性,也促進了產業(yè)層面的互動與整合,并且它還為我國文化形態(tài)、社會制度和結構層面的歷史性變革奠定了基礎。
關鍵詞:媒介融合;中國語境;社會變遷;漸進式進程
【英文標題】Media Convergence against Chinese Context
【作者簡介】蔡騏(1966-),男,安徽蕪湖人,湖南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湖南師范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
肖芃(1965-),女,湖南長沙人,湖南大學廣播影視藝術學院教授。湖南大學 廣影視藝術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2
【內容提要】中國語境下的媒介融合既是一場傳媒產業(yè)的深度變革,也是一次引人注目的社會變遷,因此,有必要從傳播學和社會學的視角切入,并結合中國現代化轉型以及全球化擴張的雙重語境,來思考媒介融合將如何面對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重重壁壘。中國語境決定了中國媒介融合的漸進式進程。雖然制度的瓶頸仍然是其難以跨越的障礙,但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媒介融合既提升了受眾的積極性與主動性,也促進了產業(yè)層面的互動與整合,并且它還為我國文化形態(tài)、社會制度和結構層面的歷史性變革奠定了基礎。
Media convergence in Chinese context is both a deep reform of media industry and a significant social change.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consider how media convergence deals with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barrier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mmunication and sociology in light 'of the double contexts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n China. The Chinese context determines that media convergence can only be gradual. Though the system itself is difficult to overcome, media convergence has played positive roles so far. For instance, it has helped increase audience motivation and agency, enhanced industrial interaction and collaboration, and set the foundation for historical reforms in Chinese cultural forms, social system, and structure.
【關 鍵 詞】媒介融合 中國語境 社會變遷 漸進式進程 media convergence/Chinese context/social change/gradual processEEUU
中圖分類號:G219.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2529(2010)03-0134-04
21世紀伊始,在數字技術和網絡技術引發(fā)的爭論方興未艾之際,一股媒介融合的潮流已洶涌而至。而在我國,同樣隨著經濟的發(fā)展和技術的變革,傳統的傳媒產業(yè)格局開始瓦解,媒介融合的大潮勢不可擋。作為社會現代化的一種典型表征,媒介融合顯然擺脫不了政治、經濟、文化等多種力量的滲透和影響。進而言之,我國的媒介融合現象既為社會的發(fā)展帶來了諸多機遇,同時也遭遇了重重壁壘以及各種壓力。那么,這場由新老媒體的沖撞和協商所引發(fā)的變革能否加速中國的現代化轉型?中國語境下的媒介融合面臨著怎樣的機遇及挑戰(zhàn)?其最終能否牽動中國文化形態(tài)、社會制度與結構層面的深度變革?這些問題顯然值得我們深入探究。
一、中國現代化進程視野下的媒介融合
作為人類社會發(fā)展的一個永恒的主題,社會變遷的步伐從未停滯,而現代化變遷更是人類歷史上的一次革命性跨越。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發(fā)展,到其引發(fā)的文化形態(tài)、社會制度等諸多領域的變化,現代化的進程可謂一波三折,任重道遠。而自上個世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也開始在市場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實現社會轉型的加速,并開始日益嵌入到世界現代化體系之中。在這樣的一種社會語境下,當下發(fā)展得如火如荼的媒介融合現象已然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種標志性景觀。
毋庸置疑,社會變遷的根本前提在于技術的進步?;厥兹祟愃洑v的歷史變遷,新技術的產生和發(fā)展對于推動具體社會經濟形態(tài)的變革往往起著主導作用,而網絡技術和通訊技術更是以日新月異的速度將人們的社會生活改頭換面。顯然,作為現代化變遷的一個重要部分,媒介融合的進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技術要素。進入21世紀,在互聯網的傳播特質不斷得以彰顯后,數字技術的發(fā)展帶來了一場傳播方式和媒介形態(tài)的革命。作為一種全新的技術形態(tài),數字技術能夠“借助專門的設備將各種信息片斷,包括視頻、文字以及聲音等轉化為電子計算機所能夠識別的二進制數字,通過在網上處理、傳送和壓縮,打破了以往不同傳媒之間的技術阻礙而被整合成為單一媒介”[1](P485)。與此同時,“當寬帶業(yè)務日漸普及,人們使用互聯網的頻率也出現了爆炸性增長。寬帶用戶可以迅速下載各類感興趣的內容,例如音樂、影視節(jié)目以及許多其他幾乎能堵塞傳統的通過撥號入網線路的大量多媒體信息。而隨著融合程度的發(fā)展,寬帶將趨向于提供更豐富多樣的內容。”[2](P33)正因為此,數字化時代的來臨開啟了我國現代化之門,而數字電視、網絡、手機等新媒體的誕生,以及數字化數據生產、傳遞、存儲、使用技術的日益成熟又為我國媒介融合的發(fā)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不容忽視的是,在中國這樣一個發(fā)展中國家,技術要素作為社會變革的原動力,往往會帶來比西方國家更為強大也更為快速的后發(fā)優(yōu)勢。于是,在技術條件基本成熟的基礎上,網絡、媒體、通信三者開始從昔日的割裂、分離狀態(tài),逐漸走向互動、整合、甚至是融合[3]。
媒介融合是社會變遷中的一種趨勢,是技術邏輯下的一種必然,但就其本質而言,媒介融合也同樣是一種新型的經濟形態(tài)。因為媒介融合雖然是在技術進步的前提下初現雛形,卻是在市場經濟的洪流中發(fā)展完善。傳媒經濟學家羅伯特·皮卡特早在1997年就曾指出,面對媒介融合帶來的各種挑戰(zhàn)和機遇,無論是媒介形態(tài)的變化還是新聞業(yè)務的變革,這些新聞傳播活動方面的轉型,歸根結底都是傳媒產業(yè)經營模式的改寫。進而言之,商業(yè)導向逐漸消解了傳統的傳媒產業(yè)模式,而媒介融合不僅是內容、網絡、終端等產業(yè)鏈上的橫向、縱向以及交叉融合,還包括媒介產業(yè)、電信產業(yè)、互聯網產業(yè)、電子產業(yè)等不同產業(yè)區(qū)隔的消除[4](P21)。由此觀之,一方面,媒介融合通過產業(yè)層面的深層變革為信息的流動開辟了更廣闊的空間,這不僅迅速改變了我國以往的信息匱乏狀態(tài),甚至出現了某些學者宣稱的“數據迷霧”現象[5](P12)。另一方面,中國已經步入了市場經濟的軌道,并且,這股市場化潮流如今正大張旗鼓地朝文化產業(yè)的方向蔓延。就此而言,商業(yè)導向在加速媒介融合進程的同時,也在逐步侵蝕媒體構建的公共領域。
所謂公共領域,是德國社會學家哈貝馬斯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它指的是介于市民社會和國家之間進行調節(jié)的一個領域。在這個領域中,公民可以就關心的問題進行討論,并達成一個有益于大家的共識,而此共識可以監(jiān)督國家權力并影響國際的公共政策。哈貝馬斯所勾勒的這一理想公共領域是指17世紀末、18世紀初出現在巴黎和倫敦的沙龍和咖啡館,而現代大眾傳媒則被其視為導致公共領域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6](P225)。但正如前文所述,日新月異的技術為媒介融合鋪平了前行的道路,而相對于傳統媒體之單向傳播、缺乏互動等特點,新媒體的開放性、多元化、交互性使得各種觀點與意見得以相互碰撞、修正與整合,從而成為一定意義上的“觀點的自由市場”。同時,這也意味著受眾開始擁有自身的話語權,作為“能動”的個體,他們不再被動地受制于媒體單向傳送信息的權力,而是能夠及時地、自下而上地參與信息傳播。顯然,這不僅為現代社會民主話語的建立創(chuàng)造了條件,也為我國公共領域的復興帶來了新的曙光。
誠然,媒介融合為公共領域的構建描繪了一幅絢爛的圖景,然而在中國現代化轉型的框架中,這一切還依然遙遠。究其原因,我國的媒介融合是與市場經濟相伴而行的,而在市場化、商業(yè)化的刺激下,其開放性已不是那么純粹。席勒曾指出,技術不僅受經濟的驅動,還受到美國資本主義體系的宰制。在此基礎上,史蒂文森進一步指出:“一方面,經濟勢力是隱藏在像‘超級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聯網等技術背后的主要結構性力量;另一方面,經濟勢力同樣決定了大眾主流文化的‘淺表性’。”[7](P235)此外,在社會轉型的特殊語境中,我國的體制問題不容忽視。因為媒介融合不但包括技術上的互動以及產業(yè)模式的改寫,與此同時,它還會使社會政治經濟體制發(fā)生潛移默化的轉變。從某種程度而言,我國媒介融合的進程之所以如此艱難,也是因為體制框架約束了活力。因此,媒介融合雖然為公共領域的構建提供了可能,但這種可能性要轉化為現實卻有漫長的路要走。
雖然構建公共領域的愿景未能立即實現,但是,媒介融合卻讓我們處在相互聯系更為緊密的現實世界中,并且其對于我國現代化進程也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社會學家約翰·湯普森曾以社會互動為基礎,作了如下闡述:“面對面的互動、中介式互動和中介式準互動三類互動方式交融于人們的日常生活并對其產生影響?!盵1](P495)由此出發(fā),媒介融合與當今社會正在形成一個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動態(tài)模式,而在這一過程中,媒介融合既帶來了技術、行業(yè)和管理等方面的融合,同時,它也會給社會的其他領域帶來了不同程度的變革,而這些變革我們依然可以把它們視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