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認識早期新聞人的地位：姚公鶴的“江浙無賴文人”說辨析
發(fā)布時間：2020-10-09 15:03:53 點擊次數(shù)：235
姚公鶴著作中“江浙無賴文人，以報館為末路”一語，據(jù)稱是左宗棠評價《申報》用語，時常被用以證明早期新聞人地位低下。但這段話一是涉及抄襲，二是未完整準確地引用原文，斷章取義，同左宗棠的原意并不符合，三是有關歷史背景的解釋也是錯誤的。本文詳細考察了相關歷史背景，提出對該材料應當重新審視其歷史事實和背景，以免被誤導。進而指出“早期新聞人地位低下”這樣的判斷，也是需要辯證分析的。
關鍵詞：姚公鶴;左宗棠;新聞人;申報
【英文標題】Analysis on Yao Gonghe's Rogue Scholar of Jiangsu and Zhejiang
【作者簡介】涂鳴華，東華大學人文學院講師（上?！?01620）。
【內(nèi)容提要】姚公鶴著作中“江浙無賴文人，以報館為末路”一語，據(jù)稱是左宗棠評價《申報》用語，時常被用以證明早期新聞人地位低下。但這段話一是涉及抄襲，二是未完整準確地引用原文，斷章取義，同左宗棠的原意并不符合，三是有關歷史背景的解釋也是錯誤的。本文詳細考察了相關歷史背景，提出對該材料應當重新審視其歷史事實和背景，以免被誤導。進而指出“早期新聞人地位低下”這樣的判斷，也是需要辯證分析的。
Yao Gonghe's works in the "Zhejiang rogue writers to newspapers as a dead end," a phrase said to be Zuo Zongtang's evaluation, have often been used to prove the low status of early journalists, but one source involved in this passage plagiarism, two is not complete and accurate reference to the original and the thir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is wrong, this article examines in detail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material should be made to re-examine and interpret.
【關 鍵 詞】姚公鶴 左宗棠 新聞人 申報 Yao Gonghe/Zuo Zongtang/journalist/the Shenbao
【中圖分類號】G210 【文獻標識碼】A
一、緣起
長期以來，新聞史學界存在如下觀點：近代中國新聞事業(yè)發(fā)軔之初，記者地位低下，隨著近代報業(yè)的發(fā)展和進步，以及政論報紙的興起，新聞從業(yè)者的地位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此觀點所依據(jù)的史料，核心的一條是舊社會上海文人姚公鶴所著《上海報紙小史》一文中的一段話，稱“昔左文襄在新疆，由胡雪巖介紹向洋商借款一千二百萬，滬上報紙頗有非難……然文襄聞有反對者，即大怒不止，故其與友人書，有江浙無賴文人，以報館為末路之語，其輕視報界為何如?！盵1]
姚公鶴這段話的來處，他自稱是依據(jù)此前自己所著的《上海閑話》，該書出版于1917年，原文如下：“光緒初年，新疆用兵，左文襄倡議借用外債，此為中政府募集外債之始。委道員胡雪巖主其事。新聞傳至滬上，西報略有諷議，謂借款募兵，非技之得，又有謂國際用兵，第三國不宜有所資助，此等論調，看似忠于為我，其實此次借款，劃出若干為購買槍炮之需，債權者得兩重利益，故得之者欣然，旁觀者遂不免發(fā)為妬詞也。及華字報稍稍登載，事為左所聞，左即致書某友云：江、浙文人無賴，以報館主筆為其末路”。[2]姚公鶴將此觀點以“上海報紙小史”之名，刊載于1917年的《東方雜志》第14卷6號之上，又同名刊載于當年的《小說月報》8卷1期上，此文被視為最早的中國新聞史專著，是時常被征引的材料，從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到《清末四十年申報史料》等，均毫不懷疑地轉引。
但姚的材料并非獨家，徐珂在其《清稗類鈔》中也錄有基本雷同的文字，在其書“度支類”下有“左文襄倡借洋債”一條，文字如下：“光緒初年，新疆用兵，左文襄公倡議借用洋債，此為政府募集外債之始，委道員胡光墉主其事。此事傳至滬上，西報略有諷議，謂借債募兵，非技之得；又有謂國際用兵，第三國不宜有所資助。此等論調，看似忠于為我，其實此次借款，劃出若干為購買槍炮之需，債權者得兩重利益，故得之者欣然，旁觀者遂不免發(fā)為妬詞也。及華字報稍稍登載，事為左所聞，左即致書某友云：‘江浙文人無賴，以報館主筆為其末路?！痆3]由此可見兩人中，必有一人為抄襲，而徐珂的書早在1917年以前業(yè)已編好，其為書付之印刷所做的序言就寫于1916年，可見之于徐珂本人為《清稗類鈔》所做的序言，那么這段被廣泛轉引的文字，出處一直有誤。
而此材料仍然并不可靠，原因如下：其一，光緒初年為1870年代，該文轉述30多年前往事，是否真的可信尚存疑；其二，有關左宗棠的這則材料，并沒有標明其他第一手材料輔證，孤證是史學研究應當盡量避免的情況，若沒有進一步論據(jù)，則此史料的效力就值得懷疑；其三，即使左宗棠真有相關言論，若沒有前后文語境，僅憑單獨的這段話，難免有斷章取義的嫌疑。因此本文將談論三個問題，一是此語是否確切如實？二是相關歷史背景如何？三是此材料是否反映了當時記者地位低下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