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標題】On Lianhezaobao's Influence among Chinese Audience Worldwide

　　【作者簡介】程曼麗，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副院長，中國新聞史學會會長（北京　100871）。

　　【內容提要】本文基于對《聯(lián)合早報》90年來發(fā)展歷史的回溯，探究其在報章、網(wǎng)絡、多媒體融合等媒體演變階段的歷程，并解讀其作為華文報章在不同發(fā)展階段對于世界華人讀者的作用及影響。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Lianhezaobao, 90 years of development history of backtracking, explore its newspapers, networks, multimedia integration and other media evolution phase of history, and interpret it as a Chinese newspaper in various stages of development for the world and the role of Chinese readers affected.

　　【關 鍵 詞】聯(lián)合早報 歷史階段 影響 Lianhezaobao/historical stage/impact

　　【編 者 按】本文系程曼麗教授應《聯(lián)合早報》之約，專為其創(chuàng)刊90周年撰寫的紀念文章。本刊將其全文刊出，以饗讀者。

　　【中圖分類號】G210　【文獻標識碼】A

　　從《南洋商報》到《星洲日報》，再到《南洋·星洲聯(lián)合早報》，《聯(lián)合早報》走過了90年的風雨歷程；從報章到網(wǎng)絡，再到多媒體融合的平臺，《聯(lián)合早報》始終走在華文媒體革新探索的最前沿。

　　《聯(lián)合早報》雖為新加坡報業(yè)控股公司旗下的一個華文報章，但自創(chuàng)刊之日起，它就不是一份影響僅限于一城一地的區(qū)域性報紙，而是一份突破了國界限制、在大中華區(qū)產(chǎn)生著重要影響的華文報。

　　以下將分階段回溯該報在其發(fā)展的不同歷史階段上對于世界華人讀者的作用與影響。

　　一、創(chuàng)刊初期的作用與影響

　　如果按照新加坡學者王慷鼎先生的界定，將新加坡華文報刊的歷史以1959年成立自治邦為界，分為“僑民報刊時期”和“國民報刊時期”的話，那么1959年以前的華文報刊可以稱為“僑民報刊”?！皟S”本身就具有跨國界的意涵，僑民自然也就具有雙重國民的身份特征，無論與祖籍國（中國）還是居住國（新加坡）都有著水乳交融的關系。創(chuàng)刊初始至1959年的《南洋商報》、《星洲日報》就充分體現(xiàn)了這一點。

　　《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分別由著名華僑企業(yè)家陳嘉庚、胡文虎所辦，兩報均創(chuàng)刊于上個世紀20年代。與此前新加坡華文報刊大都以宣傳政治主張為宗旨不同，《南洋商報》與《星洲日報》一開始就服務于商業(yè)目的（兩報的出現(xiàn)被學界視為新加坡報業(yè)進入商業(yè)化發(fā)展階段的標志）；實業(yè)家的傾力投入，也令兩報創(chuàng)辦之初就有足夠的財力延攬人才、更新設備、改革版面、擴大新聞報道范圍，成為戰(zhàn)前新加坡及馬來亞地區(qū)最有影響力的華文報紙。

　　雖然《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都是商業(yè)性報紙，并且逐步走上企業(yè)化經(jīng)營和跨國經(jīng)營的道路，但是由于僑民與祖籍國天然的血緣關系，包括兩報在內的僑民報刊對于中國政局的變化仍然給予高度關注，并進行了詳細報道。1931年日軍侵華、發(fā)動“九·一八”事變后，新加坡的華文報刊不論政治背景如何，都站在了同一個立場上，為抗日救國大聲疾呼。“此時，積年累月的相互罵戰(zhàn)，頓時煙消云散，相率投入鼓吹抗日救亡的浩蕩洪流”。[1]后起的《星洲日報》也一改與《南洋商報》對立的競爭狀態(tài)，出現(xiàn)了團結融洽的氣氛。兩報均以極大的熱情投入抗日救國宣傳中，在整個華人社會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

　　早在創(chuàng)刊之初，《南洋商報》即根據(jù)中國時局的變化和南洋各地華僑最為關心的問題派員前往采訪。1933年1月20日，《南洋商報》宣布，“由于華北時局緊張，在新聞中心之滬、港、粵、京、平、津等地加派通訊員，分赴各地采訪”；并于1934年1月在上海設立“南洋商報駐滬辦事處”，進一步加強中國新聞的采制工作。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fā)，中國進入全面抗戰(zhàn)階段，新馬華僑的籌賑救亡運動也如火如荼地展開，抗戰(zhàn)的新聞充滿了《南洋商報》的“電訊”版、“中國新聞”版以及“本坡新聞”版。1940年底，中國著名報人、政論家、國際問題專家胡愈之受聘前來主持《南洋商報》編務工作，該報自此更“開始吐露新的氣息”。[2]胡愈之南來之際，正值國際局勢詭譎多變之時，日本一方面虛情假意地玩弄“汪蔣合作”的政治陰謀，一方面野心勃勃地南進中印半島；歐洲軸心國不斷擴大侵略戰(zhàn)爭；美國也有可能卷入戰(zhàn)爭漩渦。面對復雜的國際局勢和日益逼近的戰(zhàn)爭威脅，華僑中不乏認識模糊、茫然失措者；而華文報因受不同政治黨派的影響，立場各異，甚至相互對立。在如此復雜的社會環(huán)境中，胡愈之主持的《南洋商報》旗幟鮮明地亮出自己的觀點，并以社論撥亂反正，解惑釋疑。在有關抗戰(zhàn)與團結的問題上，《南洋商報》發(fā)表社論強調：抗戰(zhàn)第一，抗戰(zhàn)高于一切?！巴钅鲜伦儭卑l(fā)生后，團結抗戰(zhàn)的局面受到嚴重破壞，一向擁護南京政府的《南洋商報》大聲疾呼“團結則生，分裂則亡”，認為在國家、民族利益至上的大前提下，各黨各派都應泯除成見，團結一致，共御外侮?！赌涎笊虉蟆愤€發(fā)起反分裂、反妥協(xié)、反專制的“七·七”簽名運動，響應之聲遍及南洋各地。參加簽名的有工人、農民、商人、知識分子等各階層人士，歷時僅3個星期，就有20多萬人參加，簽名用紙長達3.2公里，裝裱成冊高達1.22米。[3]在胡愈之的主持下，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改進、革新，尤其是言論方面的充實與升華，“《南洋商報》脫穎而出，成為一家言論性和分析性很強的報紙，甚至儼然成為一份政論報紙。所以，在格調上大大地跨前了一步”。[4]《南洋商報》在抗戰(zhàn)救亡宣傳中的突出表現(xiàn)，使它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一躍而成為“南洋僑報之首”，成為南洋最暢銷的報紙。

　　《星洲日報》同樣是抗日救國宣傳的主力軍。“九·一八”事變后，《星洲日報》迅即作出反應，除了每日詳細報道事變經(jīng)過外，還刊登社論，對日本軍國主義予以猛烈抨擊。針對日本關東軍本莊繁“頭可斷，兵不可撤”的狂言，《星洲日報》發(fā)表題為“頭可斷兵不可撤！我四萬萬同胞聽者！”的社論，義正詞嚴地指出：“東三省我領土也”，神圣不可侵犯。社論還“以一語自誓日：頭可斷，日本兵不可不撤”。針對國民黨政府對日不抵抗的外交政策，《星洲日報》評論道：日軍的武力侵略“已越出人類理性之外”，無法“與言禮讓，言公理”，“除以武力抵抗外無辦法也”。至于媚外的政策，“未必能博強鄰之歡心，抑且促其賤視，長其野心，而增加我之禍難”。1937年“七·七”事變后，《星洲日報》增出“星期特刊”，大力報道祖國軍民英勇抗敵的消息，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罪行。為了激發(fā)僑胞的愛國熱情，推動海外抗日救國運動的發(fā)展，《星洲日報》還以大量篇幅報道新加坡、馬來亞和東南亞其他地方的籌賑消息。1939年12月，該報每日的“本坡要聞”、“馬來亞要聞”和“南洋要聞”各版中，捐輸?shù)南⒍颊既种陨系钠?，有時甚至占據(jù)整個版面。這些不間斷刊出的籌賑信息，形成一股巨大的洪流，推動著東南亞僑胞踴躍捐輸救國。據(jù)記載，僅經(jīng)《星洲日報》代匯回國的捐款數(shù)額就達100多萬元。除了捐款，華僑回國直接服役、請纓殺敵者也是絡繹不絕。他們中的許多人在抗戰(zhàn)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勛，有些人還獻出了寶貴的生命。1940年6月，延安《新中華報》曾發(fā)表社論指出：“所有這些直接、間接參加抗戰(zhàn)的工作以及對政府財政上的幫助，都說明了華僑在抗戰(zhàn)中的偉大作用，沒有他們的努力，國內的抗戰(zhàn)一定是更加困難。”[5]在人才延攬方面，《南洋商報》聘請胡愈之大獲成功，《星洲日報》則由著名報人傅無悶受聘擔任編輯部主任8年。其間傅無悶對報紙進行了多項改革，并主持筆政，使《星洲日報》越辦越好，發(fā)行量穩(wěn)步上升。從此兩報（《南洋商報》、《星洲日報》）并駕齊驅，共同引領著世界現(xiàn)代華文報業(yè)的潮流。

　　二戰(zhàn)結束后，中國及華僑社會均發(fā)生了歷史性轉變。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隨著東南亞各國相繼獲得獨立，各國政府開始著手解決外僑問題，尤其是華僑的“雙重國籍”問題。1955年，中國首先與印尼政府簽署協(xié)議，規(guī)定華僑只能選擇一國國籍；之后中國政府又依此政策解決了包括新加坡在內的其他一些國家華僑的“雙重國籍”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東南亞國家的絕大多數(shù)華僑選擇了居住國國籍。1957年新加坡議會通過公民權法令，華僑爭取良久的公民權問題終于得到解決。1958年，新加坡數(shù)十萬華僑通過登記成為當?shù)毓?，并參加了第一次大選（1959年），新加坡的歷史隨之揭開新的一頁（成為自治邦），其華文報刊也由“僑民報刊時期”進入了“國民報刊時期”。

　　從50年代起，新加坡華文報紙的中國色彩漸漸淡薄，報上出現(xiàn)“祖國”、“國家”等字眼，不是專指中國了；有關中國的報道和言論逐漸減少，反映當?shù)厝A僑切身問題的文字越來越多。例如《南洋商報》關于中國問題的社論，1946年占社論總數(shù)的69.7%，1950年僅為22.5%，1953年降至2.4%；相反，有關新馬問題的社論逐漸增加，1946年只占19%，1959年則高達84%。[6]

　　盡管50年代以后，華僑相繼加入居住國國籍，成為新加坡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華文報紙也逐漸轉變了國家認同，但是它與祖籍國的基因關聯(lián)并沒有被切斷，為當?shù)厝A僑、華人服務，延綿中華文化仍然是它們的使命；而數(shù)十萬以至更多華人的信息、知識需求，更是它們賴以生存、發(fā)展的堅實基礎。正因為如此，作為報界翹楚的《南洋商報》、《星洲日報》不但在新加坡，也持續(xù)在東南亞地區(qū)產(chǎn)生著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