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長江研究與實事求是的精神 ——編輯《中國的西北角》《塞上行》(校注本)的緣起與原則
發(fā)布時間:2020-10-14 18:00:45 點擊次數(shù):235
近二十年來,“范長江研究”成為中國新聞史學界一個活躍的領(lǐng)域。研究者見仁見智,盡管存在不同看法,總是有助于加深對歷史以及歷史人物的認識與理解。筆者以為,在這項研究中,其首要和核心的問題是能否真正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為了正確地解讀我的父親范長江先生的新聞生涯,首先需要為各界讀者提供符合歷史真實面貌的范長江的新聞作品。
關(guān)鍵詞:范長江;范長江研究;新聞作品;記者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范東升,汕頭大學長江新聞與傳媒學院代院長、教授。
近二十年來,“范長江研究”成為中國新聞史學界一個活躍的領(lǐng)域。研究者見仁見智,盡管存在不同看法,總是有助于加深對歷史以及歷史人物的認識與理解。筆者以為,在這項研究中,其首要和核心的問題是能否真正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為了正確地解讀我的父親范長江先生的新聞生涯,首先需要為各界讀者提供符合歷史真實面貌的范長江的新聞作品。
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
我的母親沈譜在《范長江新聞文集》的前言中指出:“長江生前一貫主張要尊重歷史,尊重事實。”建國以后,有人建議他將自己過去的作品修改之后重新出版,卻遭到他的拒絕。他說:“修改后就不是原來的面貌,也不合乎歷史的真實性。” ①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中國新聞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范長江新聞文集》,我母親提出,要盡量完整地搜集范長江各個時期的新聞作品,全面反映他在新聞界所做的工作,并特別提出要求,一定要按照原來的面貌重新出版這些著作,此前被出版社刪改的部分,要重新恢復。當時主要由我協(xié)助母親編輯《范長江新聞文集》(1989年),在我為她代擬的《編輯前言》草稿中,我母親親筆添加了“更應以實事求是的精神” ②這幾個字。她還補充寫道,只有這樣做,“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③而在若干年后,有人發(fā)表論文稱《文集》得以保持原著面貌,并非我母親的主張,而是根據(jù)他人的“建議”,并誣指《文集》為了掩蓋范長江當年的政治錯誤,而有意刪改了“陜北甘東邊境上”的一個段落,這些說法完全不符合事實。我母親編輯的《范長江新聞文集》堅持了實事求是的精神,并且言行一致,通過新舊版本的對照核查,逐段逐句地恢復了《中國的西北角》的原貌。④
范長江的西北考察旅行是1935年7月從成都啟程的,到1937年2月訪問延安告一段落,主要可分為“成蘭之行”、“陜甘邊境”、“祁連山南”、“祁連山北”、“賀蘭山四邊”、“探訪額濟納”、“百靈廟戰(zhàn)后”、“西北近影”、“陜北之行”等九段行程,可計算的旅途共288天,加上沒有明確記錄日期的路途,總行程約在310天以上。他徒步跋涉,乘黃包車,騎馬,騎牦牛,坐牛皮筏,騎駱駝,坐鐵皮輪大車,乘客貨混裝汽車,翻越崇山峻嶺,渡過激流險灘,穿行千里戈壁,馳過茫茫草原。曾攀過涪江鐵索橋,登上松潘大雪山,在白雪皚皚的祁連山中夜宿荒野石窟,在風沙漫漫的巴丹吉林沙漠里吞食“黑蠅麥片”,其足跡遍及四川、青海、甘肅、寧夏、內(nèi)蒙古、山西、陜西等西北廣大地區(qū),可謂餐風露宿、披星戴月、馬不停蹄。他邊走邊寫,署名“長江”的文章不斷在《大公報》以及《國聞周報》上發(fā)表,在全國引起轟動。這一時期他的新聞作品后來匯集成書,就是《中國的西北角》和《塞上行》。
而就在這短短一年半時間里,范長江目擊了中國現(xiàn)代史上一系列舉世震驚的大事件,并搶在第一時間向讀者做出報道:紅軍正在經(jīng)歷艱苦卓絕的萬里長征,最終會師陜北,而記者采訪路線恰與中央紅軍行進道路相互平行,并先后在江油平武和哈達鋪一帶兩度交叉,記者密切觀察紅軍動向,及時做出評述、分析并進行預測;日本侵占東三省之后,侵略勢力從東北延伸至西北,記者化裝乘車沿中蒙邊境戈壁草原進入額濟納,了解到日諜入侵西蒙情勢危急,隨即向公眾發(fā)出警報,促使政府一舉鏟除西蒙日諜機關(guān);綏遠地區(qū)爆發(fā)紅格爾圖、百靈廟戰(zhàn)役,成為1937年盧溝橋事變引發(fā)全面抗戰(zhàn)的序幕,記者迅即趕赴百靈廟進行戰(zhàn)況報道,赴紅格爾圖采訪慰問,為抗戰(zhàn)軍民鼓舞士氣;1936年12月12日發(fā)生“西安事變”,蔣介石在華清池被張學良扣押,全國朝野震動,局勢紛亂動蕩,記者不顧個人安危冒險獨自闖入蘭州和西安,現(xiàn)場報道事變真相;他在西安第一次遇到了共產(chǎn)黨人,立即預感到中國政局和全民族抗日戰(zhàn)爭即將揭開新的篇章,隨即決定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前往陜北,成為進入延安采訪毛澤東主席以及公開報道中共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新政策的第一位中國新聞記者。
常言說“時勢造英雄”,范長江傳奇式西北考察旅行是在上世紀三十年代風云際會的歷史大背景下發(fā)生的,是不可復制的。他這個時期的作品也因此被視為中國新聞史上具有永久價值的經(jīng)典之作,也成為三十年代西部中國的而極其珍貴的真實歷史記錄。為了紀念這次西北考察旅行八十周年,經(jīng)過重新校勘注釋,筆者計劃于2015年出版《中國的西北角》《塞上行》(校注本)。
在這個校注本中,除了人們所熟悉的《中國的西北角》、《塞上行》兩本書之外,還收入了《紅軍與長征》一組七篇文章作為第三個部分。《紅軍與長征》中的文章是范長江于1935年9月4日至1935年12月10日寫成的,恰在紅軍長征處于命運攸關(guān)的關(guān)鍵時刻。范長江在結(jié)束成蘭之行和開始祁連山南的旅行之間的一個時間段內(nèi),根據(jù)在川北、甘南以及陜北甘東交界一帶親身實地的考察,對紅軍長征的態(tài)勢、走向、過程及其重大意義做出了獨到和透徹的觀察與分析。雖然這七篇文章當時沒有收入《中國的西北角》,但是這組文章與兩本書構(gòu)成有機的整體,反映出紅軍與長征是范長江西北考察的主要目的之一,范長江對紅軍與長征的動態(tài)和意義的深刻分析,與其對西部社會狀況的深度剖析,以及對中國西部政治舞臺上不斷上演的重大事變的跟蹤判斷,彼此緊密聯(lián)系,相互印證。
與《范長江新聞文集》一樣,這次再版的根本原則,就是遵照我父親和母親的意愿,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