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標題】On Wang Tao's Occupational Identity as a Journalism Practitioner

　　【作者簡介】樊亞平，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蘭州大學新聞研究所所長（甘肅　蘭州　730020）。

　　【內(nèi)容提要】作為國人自辦報刊的拓荒者，王韜對中國近代報業(yè)的貢獻無疑是巨大的。然而，歷史貢獻和一個人對其職業(yè)的認同是性質不同的兩個問題。過去對王韜辦報活動與報刊思想的研究，多未注意這個問題，慣以歷史貢獻代替了王韜對報刊之認同。這種情況遮蔽了人們對王韜辦報的內(nèi)在心路與實際心理的認識，進而遮蔽了真正的歷史。為此，本文特引入“職業(yè)認同”視角，試圖對王韜研究中的這一缺憾進行力所能及的彌補。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research of journalism practitioners have been obtained in the last 30 years, but most of them focus on the research of news practice and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of journalism practitioners, and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about occupational soul of journalism practitioners can hardly be seen. Such researches make us very difficult to find real "men" and real "journalists".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Wang Tao's occupational soul as a Chinese journalism Practitioner from the angle of "occupational identity" in order to enter the recess of his occup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perceive his occupational motives, emotion, cognition, attitudes, values as well as his identity crisis.

　　【關 鍵 詞】拓荒者 王韜 職業(yè)認同 認同危機 Pioneer/Wang Tao/Occupational Identity/Identity Crisis

　　王韜在近代報刊史上的地位與影響無疑是舉足輕重的——現(xiàn)有新聞史著作無不給予王韜以最充分的評價與肯定。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贊譽很高，對其進行的專門研究卻十分不足。除了通史和近現(xiàn)代報人研究方面的著作中包含與王韜有關的章節(jié)外，專門性的研究論文只有二十余篇①，且多為建立在表面材料基礎上的宏大概括與歸納，較具價值者不過寥寥數(shù)篇。尤為重要的是，這些研究，與整個新聞史人物研究的普遍取向一樣，又多著力于對其辦報活動、辦報思想、歷史貢獻等的介紹、概括與評價層面。

　　從這些研究中，我們難以感知王韜對其辦報職業(yè)的內(nèi)心體認，難以感受到其職業(yè)心靈中的內(nèi)在脈動。我們看似對其報刊思想、活動，對其所說的話、所辦的報，了如指掌，實際上卻并不了解他，我們不知道他何以會說那樣的話，何以會辦那樣的報刊，不知道他對自己的辦報職業(yè)到底如何認知，不知道他選擇辦報職業(yè)背后到底潛蘊著什么樣的無奈與苦衷，不知道他內(nèi)心深處對自己的辦報職業(yè)究竟是否認同。

　　基于此，本文引入“職業(yè)認同”視角，試圖對王韜涉足報刊職業(yè)的內(nèi)在心路進行探察，對其職業(yè)動機、情感、態(tài)度、價值觀以及職業(yè)身份認知乃至認同方面存在著的困惑與張力進行呈現(xiàn)，以彌補新聞史領域在王韜職業(yè)心靈研究方面的不足，同時，也藉此透視整個國人自辦報刊的拓荒者群體對報刊職業(yè)的整體認同狀況及心態(tài)。

　　對“職業(yè)認同”的涵義、考量指標和將其引入新聞史人物研究的具體思路與方法，筆者在《從歷史貢獻研究到職業(yè)認同研究——新聞史人物研究的一種新視角》一文[1]中已有闡述，本文擬直接采用該文已述思路，對王韜從事報刊職業(yè)的認同狀況進行探察。

　　一、從業(yè)緣起與動機

　　從業(yè)緣起與動機是把握一個人職業(yè)認同的基礎。王韜是緣何而投身報業(yè)的呢？林語堂在其《中國新聞輿論史》中曾說，“是命運把王韜引入了記者的生涯”[2]。林氏雖未說明是什么樣的命運將王韜引入了記者生涯，也未說明命運是如何把王韜引入了記者生涯，但這句話已經(jīng)向我們表明，王韜進入報紙生涯，包含著不得已而為之和被動接受命運安排之因素。

　　那么，到底是什么樣的命運將王韜引入“記者生涯”的呢？從王韜的人生理想看，他是一個自幼熟讀詩書經(jīng)史、少年時代即已立志“為天下畫奇計，成不世功”[3]5的具有強烈用世之心的人。然而，命運卻沒有讓他沿著父母、他自身以及當時多數(shù)讀書人所期望的學而優(yōu)則仕的道路走下去?？v觀他辦報前的人生旅程，可以發(fā)現(xiàn)挫折和打擊一次又一次“眷顧”他。

　　第一次人生挫折是科舉失意。雖然王韜自云“自少性情曠逸，不樂仕進，尤不喜帖括，雖勉為之，亦豪放不中繩墨”[4]2，但從他一生中自怨自艾、自傷自哀的源頭看，科舉不中無疑是他一生難以釋懷的打擊?？婆e“一擊不中”后，懷著對科舉的無限失望和憤激，王韜開始“杜門西影，屏棄帖括，肆力于經(jīng)史……期以讀書十年，然后出而用世”[4]8。

　　然而，第二次打擊很快來臨：父親突然去世，江南又遭大水，王韜不得不背負巨大壓力，“橐筆滬上”，“傭書西人”，開始了為期13年的“屈身謀食”生活[4]30-31。雖然這種向洋人討衣食的生涯讓自己不齒②，然而，“為衣食計”，他又不能不“屈身”謀之③。“屈身謀食”之同時，王韜抓住各種機會上書當?shù)?，寄望于能被某個大吏賞識，以施展抱負，實現(xiàn)用世之志。然而，其條陳卻或遭受冷遇，或遭遇“用其言而棄其人”[5]的無奈境況。

　　1862年，王韜遭遇到一生最大的一次挫折。因用世心切卻屢遭冷遇，王韜鋌而走險上書太平天國。這次“押錯了寶”的政治投機行為，直接導致了王韜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變故。他不得已開始為期20余年的流亡生活。雖然從后世視角看，這次禍端是王韜最終成為我國早期著名改良思想家和“報業(yè)之父”的契機，但對身處此種橫禍中的王韜本人來說，其所帶來的打擊和痛苦實在是刻骨銘心之至④。

　　流亡生活的前半期，王韜靠協(xié)助西人譯書討生活，雖然“筆耕所入，未敷所出”，但畢竟未致凍餒，生計尚有所托。1871年，一直以來賴以托身的英華書院停辦，理雅格回國，王韜開始面臨生計之虞⑤。他不得不開始考慮自謀生計。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王韜與黃平甫等人從理雅各手中買來英華書院的印刷所，創(chuàng)辦了中華印務總局，后又利用印務總局的設備印刷發(fā)行了《循環(huán)日報》。

　　從王韜的命運發(fā)展過程可以看出，其前半生的確充滿了各種人生的不幸與無奈，充滿了各種“不得已”：不得已放棄科舉，不得已傭書西人，不得已流亡香港，不得已自謀生計。而辦報正是其命運中的諸多“不得已”連綴而生的一種近乎無奈的結果，并非其主動而積極的職業(yè)追求。這也正是林語堂將王涉足“記者生涯”之因歸于“命運”之導引的真意之所在。

　　在對王韜辦報動機進行研究方面，多數(shù)史家僅強調其借報紙進行自強宣傳之目的，即所謂“強中以攘外，諏遠以師長”[6]。這種認識無疑未能深入到王韜個人生活情景和內(nèi)心深處。只要回到王韜個人命運與人生追求的歷史情景中去，就會發(fā)現(xiàn)，謀生計才是王韜辦報的直接目的與動機。這一點，既可從理雅各歸國后王韜突然面臨的“生活無著”和“別無棲枝”等情況中窺得一二⑥，也可從《循環(huán)日報》“以服務商界為重，以營業(yè)為先”的“經(jīng)營方針”[7]118中得到印證。

　　許多學者認為，《循環(huán)日報》是一張“以政論為主”的報紙[8]，這個論斷其實是沒有根據(jù)的。從《循環(huán)日報》三部分內(nèi)容⑦看，其主要定位在于滿足“商業(yè)社會之需求”[7]118，而非政論。從其不同內(nèi)容之比重和安排次序看，政論確非其內(nèi)容之重心。另外，《循環(huán)日報》當時的用戶多為商業(yè)人員，多重視船期、商情等商業(yè)信息，對報紙上的新聞和政論不甚關心[9]。這也決定了《循環(huán)日報》不可能以政論為主。

　　謀生計是王韜辦報的直接動機，也可借臺灣學者賴光臨的研究作為佐證。賴先生研究王韜涉足辦報生涯的動機時曾總結出了三條動機，“維生計”正是被其強調得最充分的一條。當然，賴氏也承認“謀自強”是王韜辦報的目的之一，但他僅僅將“謀自強”列于王韜多樣性辦報動機中的末席[7]117-122。

　　賴氏總結的王韜辦報的第二條動機是“求自見”。從王韜涉報之前的人生追求看，這一總結無疑是準確的，是符合王韜涉報時的真實情況的。王韜是一個極度好尚名利之人。他曾自言，人生最怕的就是一輩子湮沒無聞[4]8，名不掛于賢士之口，聲不聞于廟堂之上，“徒為盛朝之棄物，盛世之廢民”[4]5。亡命香港后他精神極度痛苦，情緒極其低落，其中原因固然復雜，但認為自己從此將變成“棄物”和“廢民”，無疑是他極度痛苦的最深層原因。好名自見之心強烈，從王韜書信等文字中隨處可見的露才揚己甚或自我吹噓之文字中亦可感知，如以孔子自許、以魏默深自許、以蒲松齡自許等。這一切均顯示出王韜對名利的極度好尚。

　　縱觀王韜一生，可以發(fā)現(xiàn)，境遇越坎坷，其好名之心越強烈！尤其是在他“獲罪名教”、含羞遁港期間，因自悔“一端不謹，萬事瓦裂”，因此愈發(fā)期望能通過某種方式“以蓋前衍”，而對他來說，能想到的方式只能是“留意著述，思以空文自見”[10]。雖然王韜最看重的“空文自見”形式是傳統(tǒng)著書，但考慮到書籍刊印耗資甚多，而自己當時最緊要的是解決生計，然后才是揚名自見，在這種情況下，退而求其次，創(chuàng)辦報紙，也就成為他必然做出的雖不算很理想但畢竟可以既滿足生計又多少可以藉此自見的選擇了。⑧

　　謀生計，求自見，外加歷來強調的自強宣傳訴求，這一切構成王韜多樣化辦報動機中的三極。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謀生計、求自見，還是自強宣傳，若放在王韜個人命運與人生追求的具體情景中來考察，均不能使其涉足辦報這一選擇中的情非得已之性質和意味有較大程度的消解。而只要辦報對他來說屬于情非得已，說他對辦報有認同，顯然太勉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