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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回歸與文化開掘:我國體育電影發(fā)展進程探析

發(fā)布時間:2020-10-14 18:00:51 點擊次數:169

針對此現狀,中國體育電影未來的發(fā)展應突出體育元素的主體地位,邀請體育明星本色出演、增強吸引力,努力講好體育故事。

關鍵詞:體育電影;體育;文化;電影;影片

作者簡介:

  【摘要】體育電影是我國重要的類型電影之一,但在發(fā)展過程中負載了太多其他社會層面的使命,體育本身的主體地位反而不明顯。電影《破風》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體育元素在影片敘事進程中擔當了核心角色,實現了體育類型電影中的本體“回歸”;不過,《破風》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體育電影面臨的困境,體育電影拍攝難度大、角色運動技能要求高,且容易受傷、投資不菲、票房難以保證等因素直接阻礙了體育電影的全面發(fā)展。針對此現狀,中國體育電影未來的發(fā)展應突出體育元素的主體地位,邀請體育明星本色出演、增強吸引力,努力講好體育故事。

  【關鍵詞】體育;體育電影;類型電影;體育文化;跨文化傳播

  2015年夏季發(fā)生的兩件事,可能會深刻改變我國體育電影目前的走勢:一是北京和張家口聯合申辦冬季奧運會成功,人們普遍預測這將推動我國體育電影迎來又一個發(fā)展高峰期;二是體育電影《破風》上映,并在《捉妖記》《小時代4》《西游記之大圣歸來》等大片云集的暑期檔里取得了不俗的市場業(yè)績,票房收入突破1.45億元,而《破風》突出的特色之一,便是大量使用了真實的自行車運動鏡頭。

  兩者的交集,或許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我國體育電影的未來:隨著體育運動日漸成為國人的一種生活方式,體育電影將逐步剝離其負載的其他社會層面的使命,回歸到“真正的體育電影”,即體育元素將在其中發(fā)揮更重要的作用,成為敘事的中心和主體,將體育精神——團結、拼搏、求勝、奮斗等真正構筑成電影的筋骨與靈魂,同時進行深入的文化發(fā)掘,促使體育電影成為我國跨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

  一、體育電影的類型化與“非中心化”

  國內第一部關于體育運動的電影是1928年的《一腳踢出去》,由第一代導演張石川和左翼作家洪深執(zhí)導,影片還涉及踢假球的情節(jié)。此后,體育電影逐漸形成了類型化的特點,有學者曾以20世紀30年代出品的《體育皇后》為例,分析其具有類型電影的特征:敘事上形成了一定的模式;視聽技巧上,文武戲搭配,文戲(生活/情感)和武戲(訓練/比賽)各具特色,而又統一在完整的影片中。[1]從此,體育電影成為我國一個頗為重要的電影類型。

  不過,從電影《體育皇后》開始,我國體育電影對運動員個人生活故事的刻畫超越了競技體育本身。換言之,體育并非“本體”,而是表層的“用”,且隨著時代的變遷,體育電影的“本體”時常發(fā)生變遷——時而突出政治維度,強調思想性,以展示愛國主義、振興中華為重點,將運動員等同于勞動模范等人物來描繪;時而注重時代維度,將體育作為描寫現實生活、時代變革的點綴物;時而強化娛樂維度,堅持娛樂至死,以求愉悅觀眾,追求票房收入的最大化。

  在我國體育電影史上留下輝煌一筆的影片《女跳水隊員》是強調思想性的典型,該片主要講述一位跳水女選手通過刻苦訓練,并在教練、隊友和家人的鼓勵支持下提高思想認識,終于突破心理障礙、攻克難度動作的故事。這部電影取材于真實故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跳水界勇于挑戰(zhàn)高難度動作、不斷提高競技水平的奮斗歷程。電影《沙鷗》的敘事同樣沒能脫離“愛國、拼搏”的主題,主人公沙鷗是當時在世界排壇崛起的中國女排的“藝術化身”,腰部嚴重損傷后沙鷗仍刻苦訓練,卻遺憾地只取得了世界大賽的亞軍,在經歷痛失金牌、痛失丈夫的雙重打擊后,她沒有被打垮,而是堅持回到運動場,當上女排教練,最終女排在比賽中奪冠,她則付出了雙腿癱瘓的代價。此外,《沙鷗》以紀實和長鏡頭美學聞名于中國電影史冊,這使其在2005年“中國電影百年百部優(yōu)秀電影”評選中榮耀上榜。

  總之,20世紀80年代以前,振興體育幾乎成為民族復興的代名詞,因此才出現了中國男排逆轉擊敗韓國隊(當時稱南朝鮮隊)后,北京學子激情高呼“團結起來,振興中華”口號的景象,而同期內地體育電影也大都把體育比賽與愛國主義、民族精神緊密聯系起來,片中主人公奮力拼搏、用賽場上的勝利洗雪舊中國“東亞病夫”的恥辱,支撐他們信念的是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與民族尊嚴。實際上,這一傳統延續(xù)至今,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夕上映的《一個人的奧林匹克》,講述短跑名將劉長春“單騎赴會”,獨自一人代表中國參加洛杉磯奧運會的故事,全片突出表現的仍是他的勇敢和愛國主義精神。

  突出時代特色,以體育映射時代變遷、時代風采的電影也不少,如導演了中國第一部彩色體育電影《女籃五號》的謝晉在近50年后再度執(zhí)導其姊妹作《女足九號》,該片表現的是當代女運動員的精神風采——名為女足,實際是對新時代女性頑強拼搏精神的頌揚。有人曾提出《女足九號》是以孫雯為原型拍攝的,但謝晉稱自己構思這部足球題材電影時,想到的是揭示一個群體、一個團隊的生活狀態(tài)與精神縮影,《女足九號》的人文意義已超出了體育本身。當時的中國女足綽號是“鏗鏘玫瑰”,她們那種勇于犧牲、敢于拼搏的精神,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改革開放以后,一批“無厘頭”的體育娛樂片陸續(xù)播放,比較典型的有《京都球俠》《大灌籃》和《少林足球》等,這些電影的共同特點是注重故事情節(jié)的娛樂化,以及演員的偶像化。雖然其涉及的體育項目不一,內容也各有千秋,但體育在影片的敘事中完全背離了其原有特質,成為搞笑故事情節(jié)的重要“推進劑”,這些影片更多的是將體育當成了噱頭,使之成為取悅觀眾、博取票房的工具,對體育精神的闡釋則明顯不足。

  目前體育電影在中國的地位顯得特殊而尷尬:一方面它是彰顯愛國主義、民族精神和拼搏精神最重要的文藝載體之一,甚至負載著許多本應由其他電影類型承擔的社會功能,因而不少體育電影社會影響巨大,以武術為表現載體的《少林寺》《武林志》等電影更引發(fā)大眾爭睹的狂潮,成為當時的“現象級影片”;另一方面,由于背負了太多社會使命,中國體育電影往往側重于展現人物的生存困境、內心矛盾等,大量篇幅被用于描寫運動員體育之外的社會生活,在電影表現技法上與其他類型影片差異不大,未能集中力量拍攝激烈、精彩的競技場面,體育始終沒有成為影片的本體和主體,更沒有把緊張、激烈的競技場景作為核心敘事環(huán)節(jié)進行藝術化的呈現,這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體育電影應有的藝術沖擊力。由于中國體育電影在一定程度上抽掉了“體育”這個核心要素,表現出較明顯的“去中心化”態(tài)勢,使得許多體育電影甚至可以用其他類型電影來替代,如1981年攝制的《沙鷗》顯然有配合中國女排首奪世界冠軍的印記,如果不考慮該因素,將主人公沙鷗的職業(yè)更換成醫(yī)生、科學家等,無須改變敘事模式和結構,影片仍然能夠成立,且變化不會很大。

  從實踐來看,中國體育電影人長期糾結于一個問題:體育電影究竟該讓緊張、刺激的競技內容唱主角,還是單純借用體育項目做“背景”與其他類型嫁接?在當下的娛樂化浪潮中,后者顯然占據了上風。在許多影片中,體育都只是個噱頭,真正表現的是青春、愛情和喜劇,抑或是理想、愛國、民族精神等。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因為編劇、導演等創(chuàng)作人員的體育經歷有限,難以在銀幕上真實再現動人心魄的競技場景,為彌補這一致命缺失,干脆用其他“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內容和敘事模式來填充,導致體育電影喪失了它最該具有的體育維度,即如何真實反映體育運動的景象和運動員的生存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