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外交：一種傳播學視角的解讀
發(fā)布時間：2020-10-14 18:00:58 點擊次數(shù)：132
近年來，學者們開始討論媒體外交 ，但對于媒體外交的概念，并沒有統(tǒng)一的界定。最后，從傳播學視角立體呈現(xiàn)媒體外交的層次與傳播要素構成，嘗試建立媒體外交的研究框架。
關鍵詞：媒體外交;傳播學;視角;公共外交;外交
作者簡介：
近年來，學者們開始討論媒體外交 [1]，但對于媒體外交的概念，并沒有統(tǒng)一的界定。概念是理論建構的基石，而概念詮釋，即定義“可以使所有研究者‘看見同一事物’，理解研究對象是什么”（ Turner, 2007:5 ）。換句話說，概念是“在一定研究視角內(nèi)，解釋紛雜社會現(xiàn)象的眾目之綱，是學派、范式的定位點，也是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基本單位和出發(fā)點?！?（郭中實 ,2008） 鑒于概念及其界定在理論建構與學術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本文試圖給媒體外交下一個可操作性定義。首先，基于傳播機制，辨析外交、公共外交與媒體外交三者之間的關系；其次，梳理國內(nèi)外學者對媒體外交概念的闡釋，解讀構成元素，分析研究維度；最后，從傳播學視角立體呈現(xiàn)媒體外交的層次與傳播要素構成，嘗試建立媒體外交的研究框架。
一、外交、公共外交與媒體外交
在學界，外交是指主權國家通過專門的外交機構，以談判等和平方式達成協(xié)議或約定，處理國家間關系、實施對外政策、維護本國利益 （薩道義 ,1959；魯毅等 ,2004） 。在一次大戰(zhàn)以前，外交主要以秘密外交（ secret diplomacy ）形式存在，由各國訓練有素的外交人員通過談判達成一定結果而實現(xiàn)。在秘密外交時代，對外政策從制定到實現(xiàn)的整個過程都秘密進行，不對公眾公開，沒有公眾的參與。一戰(zhàn)后，人們將一戰(zhàn)爆發(fā)的原因歸咎于秘密外交，認為正是那些不負責任的政客“為個人謀私利而達成各種秘密條約”致使戰(zhàn)爭的爆發(fā) （趙可金 ,2007:6-7） 。再加之美國總統(tǒng)伍德羅 · 威爾遜（ Woodrow Wilson ）倡導“以公開方式締結公開和平條約”（ Cull, 2009:20 ）的“十四點”計劃的提出，大眾傳播技術，特別是跨國信息傳播技術實現(xiàn)了信息和知識的遠距離傳輸，傳統(tǒng)外交在一戰(zhàn)后日益衰落，外交呈公開化趨勢。公共外交是外交公開化的直接結果。
在學理上，傳播（ communication ）是外交的固有維度之一。瑞典學者克里斯特·瓊森（ Christer J?nsson ）和馬丁·霍爾（ Martin Hall ）（ 2005:4 ）曾在綜述前人對外交概念解讀的基礎上，將傳播（ communication ）、代表（ representation ）和國際社會再造（ reproduc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歸納為外交三維度，并將傳播維度列在第一位。美國外交官蒙迪格爾·斯特恩斯（ Monteagle Sterns ）更是將傳播視為外交的本質(zhì)（ essence of diplomacy ）（ J?nsson & Hall, 2005:67 ）。在秘密外交時代，鑒于當時的外交實踐主要依靠職業(yè)外交人員的溝通和談判實現(xiàn)，傳播維度主要指向了微觀的語言（ language ）層面，“ communication ”偏向于“溝通”的含義。一戰(zhàn)后，伴隨著公眾意見的日益卷入，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技術的介入，外交呈公開化趨勢，此時的“ communication ”才真正擁有了“傳播”的含義，指政府經(jīng)由大眾傳播媒介進行的公共傳播行為?？梢哉f，公共外交的產(chǎn)生與政府主導的公共傳播實踐密切相連。
二戰(zhàn)后，伴隨著民主制度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的廣泛建立，公共外交逐漸成為重要的外交形式。一般認為，公共外交由政府、民間組織、社會團體、社會精英和廣大公眾等行為主體參與，他們以各種方式與外國公眾進行交流，表達本國國情、說明本國政策，讓外國公眾了解相關觀點，旨在營造有利于自身發(fā)展的國際環(huán)境（ Cull, 2009a ；趙啟正 , 2011 ）。在這一過程中，公共外交采用多種方式、利用多種渠道與外國公眾互動、交流，從而實現(xiàn)影響外國政府決策的目標。比如，各國以文化、科技等主題展開人員交流，或者共同組織、參與國際性 展覽和節(jié)慶活動。大眾媒體是重要渠道之一，主要表現(xiàn)為通過國際廣播（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直接影響外國公眾（ Cohen, 1986 ； Gilboa, 1998 ； Entman, 2008 ）。因此有學者指出，媒體外交就是“公共外交中通過媒體進行運作的那一部分活動” （ 趙可金 , 2004 ） 。美國新聞學、公共外交學者菲利普·賽博（ Philip Seib ）基于新聞的機制（ mechanism ）——傳播，認為“媒體外交是公共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傳播公共外交信息的一種方式”， 但不是公共外交的全部。 （陸佳怡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