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西方傳媒“社會責任論”的現(xiàn)實困境
發(fā)布時間：2020-10-14 18:01:03 點擊次數(shù)：175
在《試論西方傳媒“社會責任論”的現(xiàn)實困境》一文（載《新聞記者》2008年第4期）中，筆者試圖論證由羅伯特·哈欽斯領導的美國報刊自由委員會在1947年創(chuàng)立、由西奧多·彼德森作出經典表述的傳媒“社會責任論”，盡管仍是西方新聞和大眾傳媒的主導理論，但正面臨現(xiàn)實困境。
關鍵詞：西方傳媒;社會責任論;現(xiàn)實困境;報道失實;主流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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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試論西方傳媒“社會責任論”的現(xiàn)實困境》一文（載《新聞記者》2008年第4期）中，筆者試圖論證由羅伯特·哈欽斯領導的美國報刊自由委員會在1947年創(chuàng)立、由西奧多·彼德森作出經典表述的傳媒“社會責任論”，盡管仍是西方新聞和大眾傳媒的主導理論，但正面臨現(xiàn)實困境。
哈欽斯委員會倡導“社會責任論”時，是基于這樣一個信念：新聞和大眾傳媒可以通過自律而承擔起其應有的社會服務功能，媒體從業(yè)人員是有良知的，可以勝任他們擔負的社會責任。但是，西方新聞傳媒的現(xiàn)實看上去并沒有哈欽斯委員會說得那么樂觀，不論是媒體機構還是從業(yè)人員，自身都面臨一系列的難題，行為搖擺不定，責任界限不清。
現(xiàn)在，為深入剖析這個問題，我們試結合本世紀十年來西方（包括日本）新聞傳播實務中一些典型案例，說明“社會責任論”已現(xiàn)出明顯的理論缺口，面臨日益深重的現(xiàn)實困境。
一、傳媒“國族化”導致報道失實
在冷戰(zhàn)結束后的西方，主流新聞和大眾傳媒的大致情形是，在國內事務上尚能保持一定程度的客觀和中立，但在國際事務中則往往表現(xiàn)出明顯的“國族”傾向性。這種傾向性，就把媒體置于履行社會責任的困境。
所謂“國族化”，在這里的意思是，媒體在相關新聞報道中，以維護自己國家和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利益為前提來確定報道的立場和角度。“國族化”傾向，在報道有爭議的國際問題時表現(xiàn)得特別明顯。比如日本媒體對釣魚島事件的報道--2010年9月7日，中國一艘漁船在釣魚島海域先后與兩艘日本巡邏船相撞，日方非法拘押了中國船長，隨后，日本各大報紙開始了以偏向性的社論為先導的報道。如《每日新聞》發(fā)表題為《逮捕中國船長，必須進行嚴肅嚴格的搜查》的社論，《產經新聞》的社論標題為《中國船侵犯領海，是必須立即逮捕的案件》等。①《北海道新聞》《神戶新聞》等50余家地方性報刊也對此集中報道，通過鋪天蓋地的評論引導日本民眾按照日本政府希冀的走向看待這次事件。日本主流大報幾乎都將釣魚島稱為“尖閣諸島”來強調日本的“主權”，“在國家利益面前，平日你爭我辯、互不相讓的日本媒體突然‘溫順’起來，成為日本政府控制國內輿論的拐杖?！雹?/p>
筆者知道，哈欽斯委員會要求報刊為維護社會共同體的主流價值觀服務，是站在美國的立場上說這話的，或者推而廣之，是站在西方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立場上說這話的。按照這種“社會責任”的標準，日本的媒體似乎在涉及中日兩國敏感問題的報道上“沒錯”--日本的媒體是在跟從國內主導地位政治家的看法，是在維護日本社會共同體的主流政治利益。
但是，人們只要處在與日、中之間相對中立的位置就可看到，日本媒體的“國族化”報道不僅沒能幫上政府，反而加劇了日中關系的緊張（日本迫于壓力不得不釋放中國漁船船長）。擔負著引導其國內輿論的日本主流媒體，應該客觀冷靜對待釣魚島事件，澄清事件本來面目，而不是一味跟從日本右翼政治家做出不客觀的報道，朝著相反方向錯誤引導民眾，使中日兩國長遠利益受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