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的一切成員權利平等”：愛德華·伯恩施坦的言論自由觀評析
發(fā)布時間：2020-10-14 18:01:04 點擊次數：220
伯恩施坦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盡管他曾經備受質疑，但是在言論自由問題上，愛德華·伯恩施坦與馬克思、恩格斯一樣，既高度重視工人階級在社會之中對于言論自由的爭取，宣稱言論自由是“一切人的平等權利”，又主張保障黨內自由討論，認為“黨內應存在批評的絕對自由”。終其一生，他始終恪守“社會的一切成員權利平等”的自由理念，并在報刊實踐中身體力行。
關鍵詞：伯恩施坦;新聞自由;社會民主;言論自由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盧家銀，motivewater@163.com，博士，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新聞與傳播系講師，研究方向為傳播法與傳媒史論等
【內容提要】伯恩施坦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盡管他曾經備受質疑，但是在言論自由問題上，愛德華·伯恩施坦與馬克思、恩格斯一樣，既高度重視工人階級在社會之中對于言論自由的爭取，宣稱言論自由是“一切人的平等權利”，又主張保障黨內自由討論，認為“黨內應存在批評的絕對自由”。終其一生，他始終恪守“社會的一切成員權利平等”的自由理念，并在報刊實踐中身體力行。
【關 鍵 詞】伯恩施坦；新聞自由；社會民主；言論自由
一、前言
愛德華·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曾是國際共運史上比較有爭議的人物，他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和當時所謂“右派”①的主要代表之一(姜德昌，1982：99)。伯恩施坦22歲就參加了社會主義運動，加入了愛森納赫派(Eisenachers)。從1881年1月至1890年9月，他連續(xù)9年擔任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報》(Der Sozialdemokrat)的主編，1891年至1901年期間又擔任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刊物《新時代》(Die Neue Zeit)的常任撰稿人(同時為《萊比錫人民報》(Leipziger Volkszeitung)等刊物撰稿)。
在從事這些報刊活動的過程中，他不同程度地涉及了黨內外言論自由問題。伯恩施坦明確主張言論自由是社會所有成員的平等權利，在社會之內和政黨之內均努力保障言論自由。特別是在主持《社會民主黨人報》期間，他以實際行動堅定地捍衛(wèi)了編輯部的獨立性。恩格斯給予了伯恩施坦主辦的這份報紙很高的評價，在1890年《給“社會民主黨人報”讀者的告別信》中，恩格斯稱贊該報“無疑是黨曾經有過的最好的報紙”，欣慰地指出“‘社會民主黨人報’絕不是黨團的傳聲筒?！鐣裰鼽h人報’是德國黨的旗幟”(恩格斯，1890：89-90)。本文即從社會之中和政黨之內兩個維度，對其言論自由觀念進行介紹與評析。②
二、社會之中：言論自由是“一切人的平等權利”
在社會之中，伯恩施坦認為“社會的一切成員權利平等”，主張言論自由是“一切人的平等權利”。
首先，這體現(xiàn)在伯恩施坦對于社會之中言論自由的公開要求上。1891年，在他與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共同起草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愛爾福特綱領草案》中，將言論自由等權利稱為“一切人的平等權利”。當時，他們在《愛爾福特綱領草案》寫道：“德國社會民主黨不是為新的階級特權和優(yōu)越地位而奮斗，而是為消滅階級統(tǒng)治和階級本身、為不分性別和血統(tǒng)的一切人的平等權利和平等義務而奮斗”，提出了“廢除一切限制和壓迫自由發(fā)表意見以及結社集會權利的法律”的要求(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社會主義系，1983：128)。1898年，伯恩施坦在其代表作《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一書中，對此問題做了補充說明，他指出：“民主這一概念包含著一個法權觀念：社會的一切成員權利平等，而多數人的統(tǒng)治(人民的統(tǒng)治在任何具體的場合都將歸結于此)就受到這一觀念的限制。這一法權觀念愈是被采用，愈是支配一般的意識，民主就更加同一切人的盡可能最高程度的自由具有同樣的意義?！?伯恩施坦，1898：313-314)在此基礎上，他強調：“一個民主社會的多數人不會制定持久損害個人自由的法律，因為今天的多數往往會成為明天的少數，任何壓迫少數的法律都會威脅暫時的多數派本身的成員。……在實踐中已經表明，一個現(xiàn)代國家中的民主制度存在得愈久，對于少數人的權利的尊重和照顧就愈增加，黨派斗爭就愈失去憎恨感?！?伯恩施坦，1898：314)
其次，伯恩施坦人人自由的觀點體現(xiàn)在其對言論自由重要意義的闡述上。他認為，言論自由不僅是社會民主黨人的斗爭工具和策略，而且是工人階級理應與其他階級平等享有的基本權利。他在多個場合表示，一旦社會主義者能夠獲得這種自由，就既能夠對社會改革進行檢驗，又能夠與各類反動勢力進行斗爭。1883年，伯恩施坦在《社會民主黨人報》上發(fā)表社論《社會主義和國家》，認為言論自由等政治權利是實現(xiàn)社會主義的手段，他在文中指出：“我們的目的是自由的社會主義社會”，“啟蒙教育、不懈的鼓動和組織，為擴大政治權利和改善物質境況而斗爭——這些都是我們?yōu)檫_到這一目的加以利用的手段。”(伯恩施坦，1883：37)1884年，伯恩施坦又將他的這種觀點做了進一步闡述，他在《社會民主黨人報》駁斥洛貝爾圖斯時稱：“政治權利本身當然不能充饑，但是工人階級越是學會使用這些權利，就越能夠迫使統(tǒng)治階級承認他們的存在，對他們作一些讓步，考慮他們的要求……并使統(tǒng)治階級的死敵越來越強大”(伯恩施坦，1884：77)。后來，伴隨著工人運動的發(fā)展壯大，伯恩施坦在1897年《第二共和國是怎樣崩潰的》一書中分析1848年的法國二月革命時指出：“隨著出版和集會自由的給予和普選權的宣布，已經在原則上宣告了無產階級的社會解放?！?伯恩施坦，1897：99)
最后，伯恩施坦的這種言論自由觀念還體現(xiàn)在他在無產階級獲取政權后的堅持上。1921年，德國社會民主黨成為執(zhí)政黨、魏瑪共和國建立兩年之后，他在《德國社會民主黨格爾利茨綱領解說》中，仍然堅持其言論自由主張，稱“社會民主黨決心竭盡全力來保護已經爭得的自由。它把民主共和國看成由于歷史發(fā)展而確定的不可更改的國體，把對這種國體的一切攻擊看成踐踏人民的生存權利?！?伯恩施坦，1921a：540)與此同時，伯恩施坦還批評了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布爾什維克剝奪其他政黨言論和新聞自由的行為。他在《社會主義的過去和現(xiàn)在》中稱俄國的前述做法“是思想上一個致命的錯誤的毀滅作用的例子”，他指出：“在俄國，貧困不斷增長，對一切政治自由的壓制在繼續(xù)進行。其他社會主義派別的報紙得不到發(fā)行，資本主義的報紙完全沒有，只有布爾什維主義的報刊才能被容許。具有不同思想的人也沒有集會自由。自由的經濟創(chuàng)造力被扼殺了，而這種創(chuàng)造力對于俄國來說的確需要”(伯恩施坦，1921b：460-461)。
與當時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列寧相比，伯恩施坦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后仍主張“社會的一切成員權利平等”的做法，與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寧曾向俄國人民許諾了“自由、面包與和平”，稱“真正的新聞自由意味著全體公民的所有觀點都可以自由發(fā)表”(Resis，1977)。在十月革命之后，列寧卻以一系列不可避免的“暫時”和“緊急”措施(例如簽署《出版法令》)為由取消了言論與新聞自由，稱“一旦新秩序得到鞏固，對出版的任何干預都將停止，將在對法庭負責的界限內，按照在這方面最廣泛和進步的法律為出版確立完全的自由?！?列寧，1983：619)特別是1918年列寧解散立憲會議引發(fā)了沖突和國內白衛(wèi)軍的叛亂等，俄共(布)迅速封閉了其他社會主義黨派報刊和資產階級報刊，調查一切反對言論并予以制裁。俄共(布)“從1917年10月到1918年6月就封閉或因其他原因?？?70家反對派報紙。包括高爾基主編的、發(fā)表過他所寫的‘不合時宜的’系列文章的《新生活報》也被查禁”(鄭異凡，2008)。在此問題上，伯恩施坦的觀點雖然與當時左派代表人物列寧的觀點相悖，但是他與當時左派陣營中的另一代表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卻擁有共識，并與中派代表考茨基的觀點也非常相似。1918年，針對俄國布爾什維克在奪取政權后壓制言論自由的做法，盧森堡在《論俄國革命》的小冊子中進行了批評，她指出：“沒有自由的、不受限制的報刊，沒有不受阻礙的結社和集會活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統(tǒng)治恰恰是完全不能設想的”，強調：“只給政府的擁護者以自由，只給一個黨的黨員以自由——就算他們人數很多——這不是自由。自由始終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羅莎·盧森堡，1918：500)同年，考茨基在《無產階級專政》一書中批評俄國道：“反對派被剝奪了選舉權、新聞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問題在于：勝利的無產階級是否需要這些措施，社會主義是否借助于這些措施才能最好地實現(xiàn)，或者甚至只有通過這些措施才能實現(xiàn)。”(卡爾·考茨基，1918：347)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列寧并沒有接受伯恩施坦等人的建議和批評，而是指斥伯恩施坦“忘記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列寧，1908：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