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標題】The News Events Behind the Political Operation

　　——With the Revelation of Japanese Secret Deal with Wang Jingwei as a Case

　　【作者簡介】劉憲閣，北京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后（北京　100084）。

　　【內容提要】新聞史論著往往將1940年《大公報》披露日汪密約看作是一個單純的新聞事件。而最近披露的材料則表明，其背后實際上有一系列精心的政治操控。在抗戰(zhàn)期間的大公報歷史中，像這樣有政治操控背景的新聞事件還有多起。這從一個側面揭示了民營媒體《大公報》如何成為中國戰(zhàn)時對外國際傳播的一個重要窗口，即便對今天也很有參考價值。

　　The revelation of Japan's secret deal with Wang Jingwei by Takungpao in 1940 has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only a news event. However, we find recently that there are many deliberate political operations behind the publication of the hot news, which was not unique in the history of Takungpao during China's anti-Japanese war. This shows how the private media Takungpao during the War became a window for Chines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which still has referential importance today.

　　【關 鍵 詞】張季鸞 大公報 日汪密約 政治操控 Chang Chiluan/Takungpao/Japan's Secret Deal with Wang Jingwei/Political Operations

　　在現(xiàn)代中國新聞史的研究上，張季鸞、《大公報》近年來為新聞學界、業(yè)界和社會上不少人所津津樂道。特別是像1940年初披露日汪密約這樣的事，更是為許多論者所嘖嘖稱贊。①惟仔細品讀，除了曾參與其事的徐鑄成在幾處略帶演義筆法的有關憶述外[1]，當事人對密約披露的具體經(jīng)過則大多語焉不詳。③不少作品尤其新聞史論著即便提及此事，往往將之描繪成一個單純的新聞事件。[2]其實，各種相關材料特別是最近披露的一些材料足以表明：《大公報》揭載日汪密約這件事決非這么簡單。其背后隱藏了一系列非常復雜的歷史背景和實施過程，特別是精心的政治操控。③本文將據(jù)有關材料，對此進行初步闡釋。

　　一

　　按國民黨的戰(zhàn)時新聞體制和宣傳政策，像披露日汪密約這么重大的事本來應該由黨報如《中央日報》來發(fā)表，好像才更為合適。不過由于國民黨的戰(zhàn)時新聞控制，許多駐重慶的外國記者都痛感《中央日報》沒有新聞自由，完全是機關報，對其所發(fā)消息和言論自然也不愿重視。反之，《大公報》在這些外國記者眼中，倒是頗有分量。[3]多半因此，1940年前后國民黨中宣部制定了一個政策，即“培養(yǎng)《大公報》，使其成為輿論權威，于是決定了黨報不爭新聞的宣傳方針”。所以，張季鸞和《大公報》能夠搶到披露日汪密約這樣的獨家新聞，實為國民黨上述宣傳政策背景下的產(chǎn)物。[4]老報人王新命的這一家之言，只道出了問題的一個方面。而且也未觸及此事的真正癥結。關鍵是，《大公報》憑什么就可以被選中首先披露日汪密約？除了《大公報》自身的優(yōu)勢，如通過言論報道方面的長期努力而在讀者中贏得一定的信譽等因素之外，也涉及其主持人張季鸞等與蔣介石的關系。

　　張季鸞等《大公報》主持者與蔣介石的具體關系，還有待于更多史料如日記、函電等確證。不過從筆者目前所見的部分史料看，張與蔣大概在1934年前后就因為討論憲法草案等問題而開始熟悉和交往起來。④而《大公報》的另一要角吳鼎昌，與蔣的接觸還要更早。⑤三駕馬車中的胡政之，對吳、張二人接近蔣介石和國民黨一度不以為然⑥，但后來在抗日戰(zhàn)爭的特殊環(huán)境下，特別是張季鸞去世后，出于維持報紙的生存等考慮，也默認了與蔣介石及其政權的這種曖昧關系。總體來看，1935年以后，尤其《大公報》南遷上海以后，吳、胡、張等與蔣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關系就越來越密切了。其典型者如西安事變后，張季鸞在《大公報》發(fā)表《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等著名言論，隱約可以看到包括蔣介石的重要幕僚、也是張氏多年好友的陳布雷等在內的不少南京要員的影子[5]。七七事變⑦后，每逢重大問題或關鍵時刻，如九國公約會議、陶德曼調停、南京淪陷等前后，張季鸞和《大公報》的表現(xiàn)就更是如此。[6]可以說，從抗戰(zhàn)爆發(fā)起，張和這份報紙就不時地扮演著蔣介石、國民黨對外政策發(fā)言人的角色。反過來，各國如英美蘇法，包括日本也非常重視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通過張氏與《大公報》發(fā)出的這些聲音。⑧

　　同樣，在汪精衛(wèi)問題上也是如此。1938年12月18日，汪先是潛離重慶，隨即又出走河內。23日，蔣介石授意中央社發(fā)布消息，稱汪此行完全是私人養(yǎng)病性質，不涉及政治和外交。[7]在張季鸞主持下，《大公報》24日也發(fā)表了類似消息和短評。[8]為避免汪精衛(wèi)出走在海外造成更多不良影響，在蔣介石安排下，張飛往香港，主持輿論。27日，蔣致電時已在港的張季鸞，希望對香港相關各報注意善加運用，“以期言論不致紛歧復雜”。特別是有關汪的輿論，“應稍微寬容，以為斡旋轉圜留有余地”。蔣并讓張本著愛人以德之義，從輿論上造成空氣，防止汪萬一失足之憾，“但不可出于攻擊語調”。大概因為行前對張有所交待，他特別強調，“此中機微，兄所明悉”[9]。28日，張安排香港《大公報》發(fā)表的社評，就頗能代表重慶方面當時的意圖。[10]其文稱汪之進退，與社會上所傳的對日和戰(zhàn)問題無關。并強調中國現(xiàn)在對日只有如何支持抗戰(zhàn)、求取勝利的問題，而沒有妥協(xié)可言。張季鸞勸汪等自重，不要令親者痛、仇者快。[11]

　　汪精衛(wèi)顯然沒聽進蔣介石通過張季鸞在《大公報》發(fā)出的這些勸告，還發(fā)表了所謂艷電。張隨后安排《大公報》發(fā)表社評：《汪兆銘違法亂紀案》。他說，此事極可痛，而亦可喜?？赏吹氖?，在如此緊急的抗戰(zhàn)關頭，以汪氏這樣有歷史、有地位的人，竟有這樣的舉動；可喜的是，此事是在敵人野心畢露、國策人心均極堅定之時爆發(fā)，不致撼動大局。張季鸞強調，汪氏中途脫離抗戰(zhàn)營壘，在客觀上毋寧收澄清內部之效。非但不影響抗戰(zhàn)，且于大局前途有利。他鼓舞大家繼續(xù)抗戰(zhàn)到底。[12]無獨有偶，蔣介石12月31日的日記就提到，汪氏出逃也有好的一面：“此后政府內部純一，精神團結，倭敵對我內部分裂與其利誘屈服之企圖，根本消除?！盵13]兩相對照，很難說張的論調與蔣的指示沒有關系。

　　按照蔣介石的有關指示，張季鸞一再通過《大公報》，試圖淡化汪精衛(wèi)事件對抗戰(zhàn)的影響，并多次揭露汪的賣國活動。譬如1939年3月河內刺殺事件發(fā)生后，汪發(fā)表了《舉一個例》。隨后重慶國際問題研究所接到香港情報員王道源寄回的情報，其中有所謂汪——平沼協(xié)定全文。龔德柏判斷此情報不確實，“完全是捏造”。惟該所主持人王芃生仍將此致送陳布雷，轉呈蔣介石。蔣閱后，考慮到有宣傳價值，即交由張季鸞酌處。[14]其實從3月底開始，張就陸續(xù)注意到高宗武、周佛海有東渡日本的消息。[15]當時他就擔心其中有什么陰謀，特別是汪精衛(wèi)會對抗戰(zhàn)有什么不利舉動，故一再以上海、香港電訊的形式披露報端，希望引起注意。接到蔣介石轉來的前述情報后，他非常重視，遂安排重慶《大公報》4月5日在要聞版頭條以上海特訊的形式，披露了此事。標題為：《汪精衛(wèi)通敵賣國為敵策劃企圖顛覆國民政府　駭人聽聞之所謂汪平沼協(xié)定》，同時配發(fā)社評《汪精衛(wèi)的大陰謀》，嚴厲批評所謂汪——平沼協(xié)定，“真是喪心病狂到極點”。其文稱：

　　汪精衛(wèi)竟替暴日劃策，唆使敵人進攻西安、南寧、南昌、長沙、襄樊、宜昌，然后各路入川，以期中央突破。汪更對敵人買空賣空，說他能發(fā)動二十師以上的兵力，自任策動倒蔣反共的戰(zhàn)事，要求暴日月給活動費二百萬，并已兩次拿到共四百萬。組織反共救國同盟會，汪自任總裁。最后汪至南京組織政府，而自任傀儡。請問這是主和嗎？乃是降敵賣國的大陰謀！[16]

　　同日，路透社據(jù)此發(fā)出消息。9日，汪精衛(wèi)發(fā)表聲明予以否認。稱所謂借款和協(xié)定純屬“重慶方面應有之宣傳”。至于《大公報》，“久為政府中個人之機關，失卻報紙應有之職責”。汪還重申其三點和平主張。[17]胡蘭成也隨即發(fā)表文章，替汪及其和平主張辯護，并指責《大公報》此種消息和宣傳，是有計劃的構陷。[18]10日，重慶《大公報》發(fā)表短評《抵賴不了》，內稱高宗武往來東京，盡人皆知；然則高為何人奔走？奔走的什么事？4日的東京談話，又是什么道理呢？[19]

　　在通過張季鸞和《大公報》發(fā)起對汪精衛(wèi)的輿論攻勢的同時，蔣介石也草擬《駁汪言要點》，指斥汪泄露職務地位上所管的秘密文件，已構成犯罪；又把公家文件隨意添改偽造，更是罪無可恕。這個責難，與《大公報》10日短評所言是一致的，足顯張之相關言論的后面，可能確有蔣的背景。4月11日，在張季鸞安排下，香港《大公報》刊載了這篇文章。有讀者認為，此實為痛下針砭之警論：《舉一個例》與其說是汪精衛(wèi)的辯白，毋寧是預先替自己做下墓志銘。[20]

　　4月17日，蔣介石接見中外記者，再次揭露近衛(wèi)“建立東亞新秩序”的實質，宣稱在這種情形下，“絕對無和平的余地”；任何“巧佞虛偽的投降理論”，也不能動搖中國軍民的抗戰(zhàn)決心。張季鸞和報社同仁以為，這有力斥責了汪精衛(wèi)的投降理論，粉碎了一切通敵賣國的奸謀。號召國人不受汪偽鼓惑，在抗戰(zhàn)大纛之下，抗戰(zhàn)到底！[21]

　　張季鸞和蔣介石一再苦口婆心，甚至疾言厲色，試圖勸服汪精衛(wèi)不要跟日本人合作，以免破壞抗戰(zhàn)大局。但汪在賣國道路上，則越走越遠。3月底，汪離開河內，奔赴上海；5月，又飛赴東京。最終投入日本人的懷抱。張、蔣一直密切關注著事態(tài)的發(fā)展。尤其是后來了解到日汪密約的真相后，蔣介石決定，通過張季鸞主持的香港《大公報》，披露此事。張隨即赴港負責具體安排，這是他和《大公報》為了維護國家利益，堅持抗戰(zhàn)到底，反對屈辱求和的又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