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飄萍與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
發(fā)布時間：2020-08-24 14:46:26 點擊次數(shù)：191
邵飄萍是我國民主革命時期文化戰(zhàn)線上的勇猛戰(zhàn)士、杰出的新聞工作者、新聞學者和新聞教育工作者。他以報紙和通訊社為武器，宣傳真理,抨擊邪惡，銳意改革，并用鮮血染紅了言論、新聞、出版自由的理想，最后因言論“獲罪”犧牲在北洋軍閥的屠刀之下，為新聞事業(yè)貢獻了畢生精力。在輿論界他享有“飄萍一支筆，抵過千萬軍”的盛譽；他所著的《新聞學總論》和《實際應用新聞學》等,是我國最早的一批新聞理論著作。然而，有些研究者們卻忽略他的一個重要貢獻：倡議并參與了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的創(chuàng)辦和研究活動，成為中國新聞教育的拓荒者之一；而有些研究者則對此大書特書，抬高了他在研究會會發(fā)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在紀念北大新聞學研究會成立90周年之際，我們很有必要認真細致地厘清邵飄萍與北大新聞學研究會的關系。
關鍵詞：邵飄萍;新聞學;研究會;北京大學;北大;導師
作者簡介：
邵飄萍是我國民主革命時期文化戰(zhàn)線上的勇猛戰(zhàn)士、杰出的新聞工作者、新聞學者和新聞教育工作者。他以報紙和通訊社為武器，宣傳真理,抨擊邪惡，銳意改革，并用鮮血染紅了言論、新聞、出版自由的理想，最后因言論“獲罪”犧牲在北洋軍閥的屠刀之下，為新聞事業(yè)貢獻了畢生精力。在輿論界他享有“飄萍一支筆，抵過千萬軍”的盛譽；他所著的《新聞學總論》和《實際應用新聞學》等,是我國最早的一批新聞理論著作。然而，有些研究者們卻忽略他的一個重要貢獻：倡議并參與了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的創(chuàng)辦和研究活動，成為中國新聞教育的拓荒者之一；而有些研究者則對此大書特書，抬高了他在研究會會發(fā)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在紀念北大新聞學研究會成立90周年之際，我們很有必要認真細致地厘清邵飄萍與北大新聞學研究會的關系。
一、 邵飄萍的北大緣
邵飄萍，浙江東陽人，1886年10月11日，出生于金華。青少年時期就已早慧聞名于鄉(xiāng)里，12歲考中秀才。1902年入浙江高等學校，1905年畢業(yè)后到金華中學任教。同時，他被聘為《申報》通訊員，為《申報》寫金華通訊，開始和新聞事業(yè)發(fā)生關系。1912年，他重返杭州與杭辛齋合作辦報，任《漢民日報》主編，開始了自己的辦報生涯。因反對袁世凱，3次被捕入獄。1915年底回國，應邀為上海各大報紙撰寫評論。1916年春，邵飄萍被《申報》聘為駐北京特派員，為《申報》撰寫“北京特別通訊”。邵飄萍于是前往北京，置身于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洪流之中。
當時的北京大學是全國最著名的高等學府。蔡元培被聘為北京大學校長后，進行大刀闊斧地改革，北大由此成為是全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因此，北京大學自然成為邵飄萍關注和報道的對象，也與北大產(chǎn)生了不可割舍的情緣。
邵飄萍與北大的情緣首先來自于他與蔡元培的私人情誼。1916年冬，英法兩國因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后本國勞力嚴重不足，向中國招募華工，充當勞力。邵飄萍與蔡元培就因討論這一“華工問題”而相識，晤談歡愉，并“極欽服其為人”。另外，它與李大釗的交誼與增進了他與北大的感情。邵飄萍僑居日本期間，結(jié)識了章士釗。1917年1月，章士釗回國后創(chuàng)辦了《甲寅》日刊，邵飄萍經(jīng)常撰稿發(fā)表。由于兩人情投意合，章士釗對他非常賞識器重。后因有事回湖南半年期間，章士釗委托邵飄萍代管《甲寅》日刊。此期間，李大釗出任《甲寅》日刊編輯，并利用邵氏托管之際，發(fā)表了一系列抨擊舊思想、宣傳新文化的文章，從而開始建立起兩人間的友誼。正由于他與蔡元培、李大釗的友誼，邵飄萍與北京大學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他逐漸融入北大這個群星璀璨的新文化群體，熱情支持國民雜志社、新潮社、新聞學研究會等北大社團組織，為新文化運動搖旗吶喊。
二、倡議、促成北大新聞學研究會成立
關于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成立，筆者并不認為羅章龍的說法：1918年春，羅章龍、譚鳴謙等向徐寶璜和向他們約稿的《京報》社長邵飄萍提議設立新聞研究社團；于是邵飄萍立即寫信給蔡元培，倡議設立新聞研究會[1]。因為，1918年春，邵飄萍并沒有創(chuàng)辦《京報》。其創(chuàng)辦時間為1918年10月5日。這就不存在社長約稿一說了。另外，1918年9月，羅章龍才從湖南長沙來到北京，考入北大德文預科班，他在此前根本不認識邵飄萍。筆者否認羅章龍的說法，并不是要否認當時邵飄萍在新聞研究會成立過程中的發(fā)揮的重要作用，其倡議、促成之功不可沒。
1918年11月3日，該會新聘導師邵飄萍先生在他給會員們的第一次演講開場白中，主動談及這一點。“本年之冬，竊以我國新聞事業(yè)之不振，良由新聞界人才缺乏之故，不揣冒昧，特致書蔡校長，陳本校應設新聞研究一門，造就人才，為將來之新聞界謀發(fā)展。蔡校長答書，多承獎飾。本校新聞研究之課程，自是自有添設之望，不禁狂喜?！?[2]從邵飄萍的言語中，他對該會的成立有倡議之功。而且他后來經(jīng)常為此而津津樂道。1919年4月，他為徐寶璜《新聞學》撰序時，寫到，“去年之春，蔡校長有增設新聞演講會之計劃，余乃致書以促其成。比得蔡先生覆書，極承獎假。斯會遂于暑假以后成立，請教授徐伯軒先生主任其事?！?[3] 1924年3月，他在撰寫的文章《我國新聞學進步之趨勢》中，再次寫到：“至民國九年，蔡孑民先生方長北京大學，愚與徐伯軒君(編有新聞學一冊)合商之于蔡校長，于是北京大學，始創(chuàng)設新聞學會?！边@些記載充分說明邵飄萍在該會的成立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這份功勞也得到了同為當事人徐寶璜的認可，“吾國新聞教育濫觴于民國七年北大所設立之新聞學研究會。飄萍先生于此會之設亦與有力。因蔡孑民校長與余初雖亦擬議及此，但無具體計劃：及飄萍先生來函催促，始聘余為斯會主任，并請飄萍先生及余分任講演?！?[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