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舍我報刊經營理念的啟蒙：從“新知編譯社”到“新知書社”
發(fā)布時間：2020-08-24 14:46:26 點擊次數：99
對成舍我的研究文章中，有關新知書社和新知編譯社的討論并不多見，有涉及者也甚少論及對日后成舍我報業(yè)經營及管理等具體實踐措施的影響。然而成舍我在現代中國報刊史的歷史定位，有關經營、組織及管理面上的影響才是具有重要的分量，而不是他的報刊思想。事實上，參與新知書社和新知編譯社對成舍我日后報業(yè)的經營還有更大的影響，那就是日后報業(yè)經營的人才有很大一部分都和當時參與新知書社和新知編譯社的人員有關。本文將針對成舍我早期于北京大學的社團活動，從新知編譯社到新知書社的探討，來剖析成舍我報業(yè)思想的源起與動機。
關鍵詞：成平;成舍我;新知編譯社;新知書社;北京大學
作者簡介：
【英文標題】The Early Experience of Cheng Shewo's Journalism Practice: From The New Knowledge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to The New Knowledge Book Association'
【作者簡介】唐志宏，彰化建國科技大學產業(yè)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臺灣新北市 23147）；李明哲，世新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中國臺灣臺北市 116）。
【內容提要】對成舍我的研究文章中，有關新知書社和新知編譯社的討論并不多見，有涉及者也甚少論及對日后成舍我報業(yè)經營及管理等具體實踐措施的影響。然而成舍我在現代中國報刊史的歷史定位，有關經營、組織及管理面上的影響才是具有重要的分量，而不是他的報刊思想。事實上，參與新知書社和新知編譯社對成舍我日后報業(yè)的經營還有更大的影響，那就是日后報業(yè)經營的人才有很大一部分都和當時參與新知書社和新知編譯社的人員有關。本文將針對成舍我早期于北京大學的社團活動，從新知編譯社到新知書社的探討，來剖析成舍我報業(yè)思想的源起與動機。
Cheng Shewo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journalists and became famous for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journalism organizations. However, it is less seen in academic researches to discuss what reasons and what situations had effects on Cheng's talent to become a great manager rather than a great journalist. In the paper, it is proposed that Cheng's experience on New Knowledge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xinzhibianyishe）and New Knowledge Book Association（xinzhishushe）was the great source for his career development, and his friends connected with New Knowledge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and New Knowledge Book Association later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workers of his publication organizations.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the Cheng's experience on and activities with New Knowledge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and New Knowledge Book Association.
【關 鍵 詞】成平 成舍我 新知編譯社 新知書社 北京大學 Cheng Ping/Cheng Shewo/New Knowledge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New Knowledge Book Association/Peking University
【中圖分類號】G210 【文獻標識碼】A
一、前言
作為一種新形式的傳播工具，“報刊”在中國近現代報業(yè)史的發(fā)展，產生了兩種迥異卻又互有歷史關聯性的模式：晚清模式——學會/政府/報刊；民國模式——大學/新聞/出版。[1]兩種模式的轉變，意味著民國知識群體在汲取西方經驗后，逐步將自我傳統(tǒng)經驗與西方經驗相互結合，運用于“報刊”實踐上，并將其轉換成獨具形式的現代化意涵。同時，反映在知識群體這個角色上，就是傳統(tǒng)的士階級，逐次被新型知識分子所取代。[2]這種背負傳統(tǒng)又承襲西方的歷史包袱，使民國時期的報刊形式，呈現出有別于晚清時期的特質。
以“報刊”的定位而言，從晚清過渡到民國這兩個階段發(fā)生的演變，代表著“報刊”的產制、從業(yè)人員的觀念、內容編輯、形式概念、甚至是廣告的態(tài)度，兩個階段都有其大相徑庭的差異性；同時也標示著兩個時期迥異的時代背景。當帝王制度走向議會政治，當輿論的位階被重新調整，當大眾的需求被知識階層接受成為一種民意的展現，知識階層與政府的對立性，與焉成形，此時便宣告著原本被定位為“喉舌”（啟民智）的報刊，逐次轉成監(jiān)督政府的“耳目”（第四權）。
在報刊實踐的展現上，這當中頗為特殊的人物，可以以成舍我作為代表。嚴格說，成舍我并不是作為一個思想家和政治家而進入中國近現代新聞史。自始他是一個懷抱著報業(yè)“托拉斯”的想法，試圖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施加影響，而被載入這段史冊的“媒體知識分子”。[3]也就是其報刊的實踐意識，占其報業(yè)活動的主要部分。因此，尋求成舍我的報刊思想源起，對于明了其整體的報業(yè)活動，實在有其重要性。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討成舍我其實踐意識緣起的主要因素，文章將著重以他在北大學生時期所創(chuàng)辦的兩個學生性社團——“新知編譯社”與“新知書社”作為主要分析的場域，進而了解成舍我早期出版事業(yè)活動的情況。
二、報刊思想的啟蒙標竿
尋求成舍我現代報刊思想的啟蒙標竿時，在其成長過程里有三項較為明顯的標記，可是我們很難精確指出他走向現代報刊之路，在這三者中間，究竟何者較具影響力。是幼時的家庭經驗，抑或是早年從事編輯工作經驗的積累，或是北大就讀時期，受到北大思想的啟迪？比較可能的是，幼時的成長經驗，使他初次認知報刊的影響力，進而產生興趣；[4]青少年時較早接觸的報刊編輯、校對工作經驗，則使其在報務工作上，慢慢理解報業(yè)實踐的內容；而比較完備的報刊實踐經驗的養(yǎng)成，則與北大學生時期浸濡于多元文化校風有關，以及當時流行于校內的新聞性社團的影響，使他能在當時的文化運動氛圍里，以實踐的方式，自行辦理出版社、翻譯社，以及企圖辦理報刊，逐步地了解出版程序、組織管理、股份運作，進而建構自己未來的報刊實踐方式和經驗準則。
成舍我1918年9月7日獲準入學北京大學中文系。[5]1921年在北大創(chuàng)辦新知書社和新知編譯社，翻譯與出版學術性書篇。在對成舍我的研究文章中，有關“新知書社”和“新知編譯社”的討論并不多見，有涉及者也甚少論及對日后成舍我報業(yè)經營及管理等具體實踐措施的影響。然而事實上，參與“新知書社”和“新知編譯社”對成舍我日后報業(yè)的經營影響甚大，日后報業(yè)經營的人才有很大一部分都和當時參與“新知書社”和“新知編譯社”的人員有關。從一個更廣大的歷史視野而言，這群人形成了日后中國報業(yè)界內的某一特定“媒體知識分子”群體。因之，對新知書社和新知編譯社的研究，就顯得格外重要。
根據其好友吳范寰的回憶：[6]成舍我在北大時，深受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影響，有很強的獨立性，從不愿依附他人。[7]因此，他在北大時，從其參與社團和組織的態(tài)度，就展現了這種很強的獨立性。[8]他并不以興辦學生性質的組織為興趣，也不以新聞學理論架構為規(guī)范，而是直接跳過學生那種非營利只談理想性的社團性質，直接創(chuàng)辦了兩個以出版事業(yè)為主體的組織：一是新知編譯社，一是新知書社，來逐次累積自己的出版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