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從哲學、現(xiàn)代傳播技術、現(xiàn)代媒介職業(yè)理念以及受眾的要求與監(jiān)督等幾個方面對新聞客觀性作了辯證分析，認識到新聞客觀性是新聞從業(yè)者經(jīng)過努力能夠達到的職業(yè)追求，又承認新聞客觀性的實現(xiàn)是一個過程，新聞從業(yè)者在追求客觀的同時也面臨諸多阻礙和挑戰(zhàn)。本文認為只有辯證地看待新聞客觀性，新聞從業(yè)者才更有信心、更有義務去追求新聞的客觀，同時也能更理性地正視那些常遇到的困難并努力克服。

　　【關鍵詞】客觀性；新聞客觀性；辯證分析

　　“新聞客觀性”是新聞理論中極為基礎的命題之一，也是一個常談常新的話題。關于新聞客觀性的討論可謂眾說紛紜，但歸集起來較為主流的有兩類：一部分認為新聞是不可能客觀的，因為記者在新聞活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摻雜著這樣那樣的主觀因素；另一部分則認為新聞客觀是可以實現(xiàn)的，但是在現(xiàn)實的新聞實踐中又很難做到，所以新聞客觀性應該作為一個職業(yè)理念存在于新聞人的意識中，并在實踐中努力向之靠近。對于第一種觀點，在懷疑新聞客觀性的同時也就懷疑了新聞的真實性，因為新聞的客觀性與真實性是密切相關的。新聞真實性要求在新聞報道中能真實地反映客觀事物、符合客觀實際。可是倘若記者的報道是從主觀出發(fā)的，那么新聞的真實性何來保障？因此，沒有新聞的客觀性，新聞的真實性也就失去了基礎和保障，這樣新聞存在還有什么意義？所以，我們是不能絕對否定新聞客觀性的，正如某些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其實，那些批判、否定客觀性的文章所采用的標準，仍然是客觀性的”[1]111。對于后一種觀點，在理論上缺乏有力的論證，在新聞實踐上又存在諸多問題，以至于有學者指出新聞客觀性原則是“態(tài)度和方法的悖謬”[2]。這里我們在諸多學者研究的基礎上重新對新聞客觀性做一番梳理，以期對新聞客觀性有一個新的認識。

　　一、新聞能客觀

　　1.可知論為新聞客觀性提供哲學基礎。對一個事物進行研究必須有一個合理的切入點，尤其是理論視角的確定，一個好的視角能讓研究少走許多彎路，一個錯誤的視角甚至能讓研究步入歧途。以往我們對于新聞客觀性的研究出現(xiàn)比較混亂的局面，與研究視角多少有點關系。本文堅持以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為基本的理論視角，同時在其基礎上以新聞為背景作了一些延伸，以此來論證新聞客觀性的諸多問題。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區(qū)別于動物的特點在于人具有自覺能動性，而自覺能動性的重要表現(xiàn)之一就在于人們在實踐基礎上能動地認識世界。并且認為人們在尊重事物發(fā)展規(guī)律和客觀實際的基礎上，充分發(fā)揮人的能動性，人的認識是可以不斷深化、發(fā)展和向前推移的，即這個世界是可以認識的。

　　首先，新聞客觀具有過程性。我們所說的新聞能做到客觀，這里的“客觀”是一個需要辯證分析的概念。一個人在遇到一個新事物時，關于它的認識必須構建在已有的認識資源儲備之上。當然，這里所說的“認識資源儲備”既有物質的，也有非物質的。比如，我們在發(fā)現(xiàn)一種新的植物時，我們關于它的一系列的認識可以通過與其他相似的具體植物的比較中建立，同時也可以構建于現(xiàn)有植物學知識之上。同樣的道理，對于一個新發(fā)生的事件，記者對它的認識不可避免地構建在他已有的認識資源儲備之上。對于調用儲備中具體事物進行的比較是較為直觀的，但是如果在沒有先例可循的情況下，就不得不調用他的非物質儲備了，這就包括故有的知識構成、經(jīng)驗積累、社會文化、價值觀念等。而記者調用這些非物質認識儲備，就一定程度上冒著“觸犯客觀”的危險了。也許起初他會不可避免地在認識和報道事件上不同程度地調用著這些非物質的認識儲備，并且認為這樣已經(jīng)客觀，但是隨著對事件認識的逐步全面和深入，發(fā)現(xiàn)以往在自己認識儲備基礎上構建的對事件的認識與事件本來面貌有出入時，往往能夠通過重新調整對事件的認識，進而逐步做到新聞的客觀。同時，這也一定程度上補充和修正了他原有的認識資源儲備，又對下一次建立客觀認識提供了基礎。就以外國媒體關于我國的新聞報道為例，長期以來由于我國對外的信息公開有限，加之冷戰(zhàn)思維下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差異等原因，在外國媒體的認識資源儲備中，中國往往與“落后”“閉塞”“專制”“不講人權”等概念聯(lián)系在一起，所以在這樣的認識資源儲備基礎上構建的中國報道是不可能客觀的，所以在外媒中如有很大影響力的《紐約時報》對中國的負面報道居多。[3]但是在汶川地震的新聞報道中，一方面中國準許國外媒體采訪報道，另一方面中國方面也做到了高度的信息公開，所以在這一階段的西方媒體中對中國的負面報道明顯減少，因而外國人對中國的認識也更為客觀。[4]

　　其次，新聞客觀性具有自我驗證性。世界上發(fā)生的新聞是實實在在的，記者在已有的認識資源儲備上逐步地構建關于它的客觀認識并將其報道給公眾。因為新聞傳播是一種特殊的傳播，它是一種廣泛而又公開的大眾傳播，因而新聞一旦傳播開來，就等于學生將答卷上交老師批改——這里老師就是受眾，而標準答案就是客觀事實。所以，倘若記者的報道有失客觀，那么“答卷”是不能得到“老師”認可的，因而他就必須進行修改。也就是說，記者的報道會受到客觀事實與受眾的雙重監(jiān)督，因而，一篇新聞報道自它公開發(fā)表的那一刻起，它就在事實與受眾的監(jiān)督下進行著自我驗證，而這種自我驗證也會使新聞趨于客觀。

　　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指出了世界是可以被認識的，認識是需要過程的。相較于18世紀占相當?shù)匚坏摹安豢芍摗睂θ藗兯枷胝J識上的影響，認識論無疑在很大程度上協(xié)調了人類主觀與客觀世界的關系，使得人的主動意識有了很大的提高。這種觀念見之于新聞領域，就表現(xiàn)出記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通過努力是可以認識客觀世界的，并且通過客觀的表達方式，可以向受眾傳達客觀的新聞。而他們通常認為的實現(xiàn)新聞客觀的重要方法就是將事實與意見相分離。因而，19世紀中葉以后“可知論”的流行“無形中使得新聞工作者的職業(yè)理念發(fā)生了變化，19世紀的新聞工作者確立了一種理念——可以把外部事物比較全面地報道出來?！盵1]102

　　2.現(xiàn)代傳播技術為新聞客觀性提供物質條件?？芍摻沂玖诵侣効陀^性成立的理論基礎，告訴新聞從業(yè)者和廣大受眾新聞是能夠客觀的，但是新聞總是以各種形式表現(xiàn)出來，如文字、圖片、聲音、影像等。因此，新聞的客觀性既需要新聞事實的真實、客觀，同時也需要記者新聞表達的客觀。如果新聞基本事實是客觀的，但由于記者的新聞表現(xiàn)手法不當，原本一條比較好的客觀報道的客觀性表現(xiàn)效果就會大打折扣，甚至受眾會懷疑其客觀性。而這些新聞表現(xiàn)形式又是建立在各種傳播技術之上的，所以現(xiàn)代傳播技術在很大程度上為新聞客觀性提供了物質條件。學者席勒（Schiller）就技術與新聞客觀性的關系，他覺得“另有一個根源可覓：19世紀后半葉那種對現(xiàn)實精確、準確并能被廣泛辨認的照相式復制理念，影響了后來的新聞客觀性”[5]。在我國，李大釗于1922年在北大記者同志會上的一個演說上將新聞定義為“現(xiàn)在新的、活的社會狀況的寫真”，這當中的“寫真”一詞就是指“照相”，其關于當時照相技術與新聞客觀性之間的認識可見一斑。當然，對于技術與新聞客觀性的重要意義不可過于夸大，使用技術的最終效果還是由其使用者來決定，所以傳播技術可被使用者用來取得客觀效果，也可以被用來實現(xiàn)其他企圖，關于傳播技術對新聞客觀性的負面影響在下文將有所敘述。

　　3.現(xiàn)代普遍的職業(yè)理念為新聞客觀性提供思想條件。關于新聞客觀性的理念最早追溯到18世紀的英國，1702年英國第一家日報《每日新聞》創(chuàng)辦人馬利特（E.Mallet）在告白中寫道：“本報創(chuàng)辦之目的，在于迅速、正確而公正地報道國外新聞，不加評論，而且相信讀者的智慧，對刊載消息的確切含義，一定有正確的判斷?！盵1]103這一告白中雖沒有直接出現(xiàn)“新聞客觀性”的字眼，但含義與新聞客觀性應該算是很接近了。傳媒把客觀性作為一種理念明確地提出則是19世紀的事情了，1900年美聯(lián)社以“社訓”的形式提出“報道事實，而不發(fā)表自己的意見”?！秶H新聞道德信條》草案第一條就規(guī)定：“報業(yè)及其他所有新聞媒介的工作人員，應盡一切努力，確保公眾所接受的消息絕對正確。他們應當盡可能查證所有的消息內容，不應任意曲解事實，也不應故意刪除任何重要的事實?！眹H新聞記者聯(lián)合會1954年通過的《記者行為原則宣言》第三條也寫道：“新聞記者僅報道知識來源的事實。不刪除重要新聞，不造假資料?！盵6]在我國，1991年全國記協(xié)制定的《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yè)道德準則》第五條也規(guī)定：“堅持客觀公正的原則。”當然，以上只是選取一些典型的事例加以介紹，實際上，現(xiàn)在世界各國的媒介普遍地將“客觀性”作為自己的職業(yè)要求加以標榜，這些媒介內部各種各樣的規(guī)章和工作準則都對新聞客觀性或多或少有所體現(xiàn)。

　　4.受眾的要求與監(jiān)督是促進新聞客觀性的前進。提起新聞客觀性，其出現(xiàn)最為直接的推動力應該是廣大的受眾了。19世紀初期，正是美國政黨報刊大行其道的時候，各政黨間通過報紙互相謾罵，甚至憑空捏造事實互相攻擊，所以這段時期被美國新聞界公認為是“政黨報紙的黑暗時期”。正是這段“黑暗時期”使得報紙的公信力喪失殆盡，受眾十分反感這些充斥著惡毒罵語與虛假謊言的政黨報紙，急需一種立于政黨之外的報紙，而這種報紙的報道風格定然是需要“客觀”的。于是，19世紀30年代，一批批大眾化報紙在美國紛紛涌現(xiàn)，而這些大眾化報紙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開始擺脫政治的控制，獨立于政黨之外。這些以盈利為目的的大眾化報紙必須贏得廣大的報刊消費者——受眾。“其發(fā)展邏輯是，要盈利必須大量發(fā)行，而要大量發(fā)行，報紙的言論又必須超越黨派，在保持中立的狀態(tài)下贏得最廣泛的讀者，由此客觀報道應運而生?！盵7]大眾化報紙如此，以各個不同報紙為消費對象的通訊社則更需要這樣，因為不同的報紙，其所持的政治立場、價值取向是各不相同的，通訊社在支持某一立場，獲得相同立場報紙支持的同時必然會導致與其觀點相異者的抵制，這對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業(yè)通訊社來說無疑是愚蠢的，于是在保持中立的狀態(tài)下，客觀、中立、平衡的報道方式成了通訊社的必然選擇。

　　此外，受眾也對種種有失客觀性的新聞報道大加鞭撻與排擠。西方國家的人們對新聞自由是十分重視的，新聞自由從最初的出版自由、言論自由發(fā)展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為一個內涵豐富，又被人們普遍珍視的自由權利，這其中就包括“知的權利”（the right to know），即“知情權”“知曉權”[8]。應該說，在民主社會，公民有權依法聞知政府及公務員的行政行為信息的權利。而公民的知情權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于新聞媒介的。由此看來，受托于受眾的新聞媒介如果傳播的信息不是客觀的，受眾的信息需求得不到滿足，甚至被媒介捆綁被迫接受媒介的觀點和立場，這樣勢必會引起受眾的反感與譴責，是商業(yè)媒介自毀之道。因而，無形中媒介會被置于受眾的監(jiān)督之中，新聞是否客觀，最終還是受眾說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