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立場到圖景：試論“中國報刊史”的書寫緣起和邏輯
發(fā)布時間：2020-10-09 14:54:24 點擊次數：103
本文以國人自著本國報刊史的高潮，為何始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為起點，探討作為敘事文本的“中國報刊史”的書寫緣起與邏輯。通過對文本的細讀和情景的體察，筆者認為，在當時“中國”不僅是敘述范圍，更是書寫立場，其根本預設就是中國及其報業(yè)本身不僅具有值得認知的特殊之處，而且自成脈絡?；谶@樣的預設，這些文本才會大多以“營業(yè)”和“精神”兩條路線的沖突為邏輯主線，通過對“精神”的填充，來呈現(xiàn)在后世看來有所偏向，卻是自洽的整體圖景。
關鍵詞：“中國報刊史”；緣起；邏輯;
作者簡介：朱至剛，xcxdds@126.com，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張海磊，xl0706@126.com，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內容提要：本文以國人自著本國報刊史的高潮，為何始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為起點，探討作為敘事文本的“中國報刊史”的書寫緣起與邏輯。通過對文本的細讀和情景的體察，筆者認為，在當時“中國”不僅是敘述范圍，更是書寫立場，其根本預設就是中國及其報業(yè)本身不僅具有值得認知的特殊之處，而且自成脈絡?；谶@樣的預設，這些文本才會大多以“營業(yè)”和“精神”兩條路線的沖突為邏輯主線，通過對“精神”的填充，來呈現(xiàn)在后世看來有所偏向，卻是自洽的整體圖景。
關 鍵 詞：“中國報刊史”；緣起；邏輯
上世紀二十年代，國人開始成系統(tǒng)地研究和書寫本國報刊史，除汪英賓《中國本土報刊的興起》(1924)、蔣國珍《中國新聞發(fā)達史》(1927)、戈公振《中國報學史》(1927)等專門著述，其他本學科著述辟有專章或收錄專文的，也所在多有。①然而，它們何以會在此時接踵而來？作為文本，它們蘊含著怎樣的預設？呈現(xiàn)出怎樣的圖景？此類圖景，又對此后的中國新聞學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一、作為立場的“中國”：中國報刊史的書寫緣起
為何要書寫本國報刊史？乍看起來，答案仿佛不言自明：既然中國已有報業(yè)，就得鑒往知今。但這已隱含前提，那就是當下可以從中提煉或正或反的經驗。倘若不這樣做，也有現(xiàn)成的路徑依歸，即便是本國，又何須去著意認知？實際上，在此前報人的共識中，報業(yè)典范就在且只在西方。
甲午至戊戌間，國人自辦報刊才蔚然成風，中國報人方以群體姿態(tài)浮現(xiàn)于世。雖說各自所依的學理和具體設計不盡相同，但除了眼界特高的康有為，他們都認同在當前，西方諸國堪稱理想樣板，相應地，也把其報業(yè)看作效法典范。終清之世乃至民初，這些“過渡時期知識分子”又始終未能掌控政權，除了濟世情懷，其想象亦需寄托。因此他們也就傾向于將西方報業(yè)想象得格外完美，將“理想報業(yè)造就理想社會”構想地愈發(fā)具象。②其中，梁啟超在1901年的表述堪稱典型：
報館者，實薈萃全國人之思想言論，或大或小，或精或粗，或莊或諧，或激或隨，而一紹介之于國民；故報館者，能納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滅一切。彼政府采其議以為政策焉，彼國民奉其言以為精神焉。故往往有今日為大宰相、大統(tǒng)領，而明日為主筆者；亦往往有今日為主筆，而明日為大宰相、大統(tǒng)領者。(梁啟超，1999：476)
雖說此類話語未必經得起邏輯考驗，然而對既以“趨新崇西”為當然前提，又在從事報業(yè)的人，卻仿佛既指明路徑，又提供了慰藉，在這樣的預設下，縱然既往對本國報業(yè)偶有顧及，也大多只能愈發(fā)自慚。直到民國初年的徐寶璜、邵飄萍，如此傾向仍有相當體現(xiàn)。③在這樣的共識下，中國報刊又怎有資格成為被國人著意書寫的主角。
但偏偏就在近代文明的發(fā)源地歐洲，爆發(fā)了空前慘烈的一戰(zhàn)。同時，為了維護權益，提升國際地位，從戰(zhàn)爭爆發(fā)起中國就相當積極地折沖樽俎。④然而，歐洲大國雖標榜“公理戰(zhàn)勝強權”，作為卻令國人心寒。在這些因素的作用下，“西國”在國人眼中已再不那么仰之彌高。羅素就曾提到，他在戰(zhàn)后訪華期間，聽到不少人對他講，1914年前自己對于西方文化不甚懷疑，但及歐戰(zhàn)起，卻不能不相信它必有自己的缺陷(羅素，1924：190；轉引自鄭師渠，1997)。既然“西國”已不再被認為是當然的典范，那么自身的經歷，對于此后的路徑，也就不見得全無意義。還是以梁啟超為例，自從1920年3月旅歐歸來，他就反復強調，此行最大的收獲，就是對中國文化的悲觀情緒一掃而光，相信它可以開出新境并助益西方文化(鄭師渠，1997)。
社會共識的轉變，自然會促成報人去審視在普遍規(guī)律之外，“我國”報業(yè)是否還有什么應被認知的特殊之處，這就當然需要詳盡地梳理它的既往?？梢哉f，自此對本國報刊史的著意書寫，才成為必要。自然，從標尺的轉換到生成具體文本，通常存在延遲。所以，中國報刊史直到稍后的二十年代中期，才成為顯學。以專著為例，《中國報學史》開篇就揭明該書將“專述中國報紙之發(fā)達歷史及其對于中國社會文化之關系”。(戈公振，1927/1985：3)《中國本土報刊的興起》更斷言“整體而言，中國本土報刊的出現(xiàn)代表著世界報刊的發(fā)端”。(汪英賓，1924/2013：1)?！吨袊侣劙l(fā)達史》雖說承認中國的報紙“到底不能和鄰國的大報紙分庭抗禮”，卻已算是有相當的發(fā)達。(蔣國珍，1927：46)還認定自唐綿延至清的“邸報”，可稱為“世界上最古之報紙”。(蔣國珍，1927：5)?？梢哉f，在他們那里，“中國”不只是指稱的范圍，更是探究的立場。放眼當時學界，它們跟幾乎同時出現(xiàn)的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呂思勉的《白話本國史》、“學衡派”的活動，雖說領域不同，基本立場卻是相通的。
二、“營業(yè)本位”與“精神本位”：中國報刊史的書寫邏輯
報刊史終究是歷史，縱然預設已定，描述卻要落實。既要尋出“中國”的特殊，又要闡明這些特殊值得珍重。就需要尋找既在邏輯上自洽，又為時人認可的框架。
如前所論，“中國特殊”所以能成共識，是源于國人猝然間對“西方”從崇拜轉而失望。當群體心態(tài)被觀感的陡變所左右，在中國報人眼里，自然會認定西方報業(yè)已問題重重，而且日趨下滑。如果本國報業(yè)也出現(xiàn)類似趨勢，自然不足為道。既然主題先行，故已盛于西方，在中國也露苗頭的“營業(yè)主義”當然飽受猜疑。還在1924年，邵飄萍就質疑“新聞事業(yè)茍欲達于理想值境域，究以何種方法經營為恰當乎？此實將來之大問題”，且坦陳“以營業(yè)本位為理想的經營方法，未免為偏于資本主義之見解也”。(邵飄萍，1924/2008：202)到了三十年代，成舍我說得就更加激憤：“現(xiàn)在全世界的報紙，普遍地，被壓迫屈服于許多時代巨魔——資本主義和獨裁統(tǒng)治——的淫威下，真正代表大眾利益的報紙，即百不獲一”。(成舍我，1932：3)而此時報界以外的知識精英，對此也頗有同感。⑤
推論下去，如不想重蹈覆轍，中國報界必須摒棄“營業(yè)本位”和“資本主義”。然而擯棄了它們，又當以何為根本？借用戈公振的話說，既然民初以來，中國報業(yè)“商業(yè)色彩太濃，漸失指導輿論之精神，是其病也”。⑥(戈公振，1927/1985：283)再如胡政之也嘆息中國報業(yè)“近年受了物質文明的熏陶，從營業(yè)、設備上，顯示著很多的發(fā)展，然而精神上倒似乎不無減色”。(胡政之，1932：1)這樣一來，在“營業(yè)”與“精神”兩條路線間的抉擇，就儼然成為中國報刊的歷史主線。而且孰是孰非，在當時報人看來，根本不成問題。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