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從《進步日報》到《前進報》——我在解放后《大公報》的一段經歷

　　作者簡介：張頌甲，原《大公報》夜班總負責人、原《中國財貿報》副總編輯、《經濟日報》原副總編輯、《中國建材報》原社長兼總編輯。

　　《大公報》1902年創(chuàng)刊于天津，跨越了晚清、辛亥革命、大革命、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和全國解放、抗美援朝、和平建設等歷史時期。

　　報館從天津起家，曾先后在上海、漢口、香港、重慶、桂林、北京等地出版。隨著全國各地相繼解放，天津《大公報》易名《進步日報》出版；上?！洞蠊珗蟆繁３衷霭妫恢貞c《大公報》則改為市委機關報《重慶日報》；香港《大公報》維持原樣，始終未作變動，至今正常出版。

　　1953年，上海《大公報》奉命遷津與《進步日報》合并，以《大公報》原名出版；1956年北京大公報社新樓落成（即今北京西城區(qū)永安路北京郵局大樓），天津《大公報》遷至北京出版。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到來，為避免紅衛(wèi)兵的沖擊，《大公報》于1966年9月15日被封停，更名《前進報》出版，只辦了45期，隨著首都各報紛紛停辦，《前進報》無法抗衡，于當年12月29日再次被紅衛(wèi)兵封停。

　　文人論政　曾經輝煌

　　北平解放不久，我就投入由《大公報》改名的《進步日報》工作，延續(xù)幾十年，算得上大公報社的老人了。但余生也晚，對于晚清和民初時期的《大公報》既不了解更未參與。我最早認識《大公報》是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那時，我作為流亡學生，在四川讀國立中學，從初中到高中，不僅是我，可以說所有青年學生和人民群眾都關心國是，他們最喜愛讀的報紙就是重慶《大公報》。在陪都重慶，每天清晨，有多家日報率先出版，但購報者卻寥寥無幾，《大公報》因印量大，報紙發(fā)行先外埠后本市，往往要在上午九、十點鐘才在街頭露面，可是一上市就被搶購一空。記得有一段時期，重慶《大公報》曾刊登啟事，因印刷能力有限（當時是用平板機印報），頭天的報紙到次日上午還未印完，因此勸讀者不要再訂閱《大公報》了，一份報紙請大家傳著看。為什么讀者對此報情有獨鐘？無非是因為她的報道比較客觀、公正、翔實，敢于針砭時弊，能替老百姓說話。

　　在舊中國，《大公報》一貫標榜“不黨、不賣、不私、不盲”，是一張“文人論政”、“以文章報國”的民辦報紙。她既敢于痛罵執(zhí)政的國民黨政府及其要員的腐敗和反動行徑，也不時刊登一些文章批評當時在野的中國共產黨。

　　批評國民黨當局最甚者，莫過于1943年2月1日刊登了記者張高峰寫的《豫災實錄》，如實報道了河南省人民遭受“水、旱、蝗、湯”災害，景況慘不忍睹?？偩庉嬐跏|生對比重慶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情況，憤筆寫出《看重慶，念中原》的著名評論，惹得蔣介石大發(fā)雷霆，勒令《大公報》?？?天。由于《大公報》不斷地對國民黨尖銳抨擊，重慶《中央日報》多次刊登文章責罵《大公報》和王蕓生“其主義是民族失敗主義，其方略為國家分裂主義，其目的是助長動亂，危害國家”；指責《大公報》為共產黨“張目”，是新華社的“應聲蟲”。

　　批評共產黨最甚者，莫過于1941年5月21日，王蕓生寫的《為晉南戰(zhàn)事作一種呼吁》的社論，無端指責十八集團軍“不積極抗日”，當夜，周恩來在致張季鸞、王蕓生函中，逐條加以駁斥。又如1946年4月16日，《大公報》發(fā)表《可恥的長春之戰(zhàn)》社論，對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進行指責。4月18日，重慶《新華日報》發(fā)表《可恥的大公報社論》，逐一予以辯駁澄清。

　　當時的《大公報》對兩黨雖然“左右開弓”，但以左的力量為大。批評中共的文章為數不多，批評國民黨的文章則連篇累牘。國民黨政府宣傳“戡亂剿匪”，誣共黨共軍為“匪”，命令所有報紙都把“匪”字加到共黨、共軍頭上，《大公報》敢于不聽“訓令”，報紙上仍直書“中共”、“共軍”。當中外記者團到延安參觀時，毛澤東堅持讓《大公報》記者孔昭愷坐首席，還對他說：“只有你們《大公報》拿我們共產黨當人?！?/p>

　　毛澤東主席一直十分重視《大公報》，親自做《大公報》的工作。重慶談判期間，他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況下，仍然多次會見《大公報》的負責人。一次是1945年9月5日下午，毛主席在重慶桂園（張治中的公館，重慶談判期間，張治中將此處作為毛在市內辦公和會客的地方）接見了總編輯王蕓生、編輯主任孔昭愷、采訪主任王文彬三人，談話三小時，并留吃晚飯，作陪的有周恩來、王若飛、董必武等。第二次是9月20日，毛主席再次接見三人，進行長時間談話。第三次是當晚7時，《大公報》在重慶李子壩報館回請毛主席和中共代表團。宴會結束時，毛主席為《大公報》題寫了“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

　　當然，蔣介石也重視做《大公報》的工作。抗戰(zhàn)期間，他曾兩次邀請王蕓生到重慶南岸黃山官邸，為他講學。

　　“舊瓶新酒” 走上康莊

　　全國解放前夕，《大公報》總管理處設在上海，下轄上海、天津、重慶、香港四個分館，分別出版同名的四張日報和重慶《大公晚報》、香港《新晚報》，為當時中國首屈一指的報業(yè)集團。

　　1948年冬，平津戰(zhàn)役打響，天津市解放迫在眉睫。如何處理和對待在國內外具有重大影響的天津《大公報》，就成為那時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為此，中共有關部門立即把已在解放區(qū)的原《大公報》同仁楊剛（女，解放后曾任副總編輯）、孟秋江（解放后任天津《進步日報》社長、北京《大公報》副社長、香港《文匯報》社長）等人邀集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在毛澤東、周恩來主持下，決定：一、天津《大公報》按民營企業(yè)對待，不予接管；二、《大公報》易名《進步日報》出版，報頭由毛澤東命名，由郭沫若正楷書寫。

　　接著，楊剛等人即銜命隨解放軍進入天津，會同天津報館地下黨員徐盈、彭子岡、李光詒、胡邦定、劉桂梁等發(fā)動全體職工，進行改組，《大公報》更名《進步日報》繼續(xù)出版。事后，中央領導同志對報紙易名很快進行了反思。毛澤東看到新創(chuàng)刊的《進步日報》說：“舊瓶可以裝新酒，報名也可以不改嘛！”

　　1949年2月，為避免國民黨迫害，在地下黨的安排下，王蕓生等由上海秘密赴香港。他聽說天津《大公報》改名《進步日報》，非常懊喪。當他同一批著名民主人士從香港由海路經天津到達北平后，周恩來同志很快對王蕓生說：“上海《大公報》不必改名了。你隨軍南下，繼續(xù)主持上?！洞蠊珗蟆?，我們不來干預。當然，有困難我們還是要幫助的。”果然，周恩來即派楊剛同王蕓生一起奔赴上海，使上?！洞蠊珗蟆窙]有中斷，持續(xù)出版。

　　毛澤東同志對《進步日報》和《大公報》一直十分關注和重視。早在河北平山西柏坡時，他天天閱讀天津《進步日報》。解放初期，我去西柏坡參觀他的故居時，發(fā)現報架上陳列的幾份報紙中就有《進步日報》，講解員說這是毛主席每天必看的報紙。1950年10月底，北京大學曾昭倫教授等在《進步日報》撰文抗議美國發(fā)動侵朝戰(zhàn)爭，1950年11月3日，毛澤東致函胡喬木：“喬木：此件天津《進步日報》已發(fā)表，北京及《光明日報》似可發(fā)表，請酌辦。毛澤東11月3日”。其后，毛澤東也一直運用《大公報》指導工作。當他看到1957年4月13日北京《大公報》的社論《在社會大變動的時期里》時，批示：“送胡喬木同志閱?？上嗣瘢ㄈ請螅┤狈@樣一篇文章?！彼?月26日還寫了一個批語：“《大公報》《中國青年報》的理論水平高于及其他京、津、滬各報，值得深省改進。社論不涉及理論（辯證法、唯物論），足見頭腦里沒有理論的影子，所以該報只能算是第二流報紙?！边@一批語寫在4月24日《大公報》報頭上，注明：“喬木閱”。

　　1953年，中央決定，上海《大公報》北遷與天津《進步日報》合并，出版新的《大公報》，升格為中央一級全國性報紙（原《進步日報》和《大公報》分別是天津市和上海市的地方報紙），分工負責財經工作和國際方面的宣傳。1956年，在北京出版的《大公報》逐步明確為李先念副總理和國務院財貿辦公室領導下的一張全國性財經報紙，《大公報》從此擺脫了發(fā)行和廣告少的困境，走上了坦途。

　　財經黨報 影響擴大

　　舊《大公報》多年來一直是綜合性報紙，以政治、文化、教育報道為主，現在不同了，全體編輯記者要一門心思鉆研財經，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這張報紙也很快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視。直接領導報社的是李先念副總理（晚年任國家主席）和他領導的國務院財貿辦公室，經常給予報社各種幫助，報社的負責同志可以參加或列席中央和國務院一些重要會議，便于及時了解和掌握中央精神。有一次，報社財經部主任潘靜遠去國務院財辦，聽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陳云的報告，中心內容是國家既要用大量資金搞經濟建設，又必須以適當財力安排好人民的經濟生活。這是個兩難的命題。由于我國經濟不發(fā)達，財力有限，只能在緊張中求得平衡。陳云講話論據充分，說理透辟，邏輯嚴密。潘靜遠得風氣之先，回到報社，根據記錄整理成文，以《論緊張的平衡》為題，作為社論，送請財辦段云副主任審閱后見報，對當時的經濟工作起到很好的指導作用。

　　其后不久，中央明確：王蕓生任社長，不再任總編輯，不再主持報社的全面工作。1954年，派楊永直（原中央華東局機關報《解放日報》總編輯）前來任黨組書記、副社長兼總編輯，主持全面工作。大約兩年后，楊離去，由袁毓明（原中央西南局機關報重慶《新華日報》總編輯）接任黨組書記、總編輯，主持全面工作。1957年反右運動中，袁被錯劃成右派，中央又派常芝青（原《晉綏日報》總編輯、中央西南局機關報重慶《新華日報》社長、北京《光明日報》總編輯）來任副社長兼總編輯，主持全面工作。芝青同志在《大公報》工作了10年，善于組織領導工作，對報紙多有建樹，經歷了三年困難時期，全社人員奮發(fā)努力，風清氣正，齊心協(xié)力把報紙辦好，使報社事業(yè)蒸蒸日上。

　　常芝青任職時做了兩件帶有開創(chuàng)性的工作：上世紀50年代后期，根據他的申請，由國務院財貿辦發(fā)文，請所屬各部為《大公報》配備“駐部記者”，前期是兼職，后來都改為專職，編制在報社，他們對各部有什么政策精神、業(yè)務措施、重要部署、中心工作等都及時向報社匯報，同時組織相應的宣傳報道。這一舉措進一步密切了報社與中央各有關部門的聯(lián)系。另一新政是，由中央財貿工作部發(fā)文，請各省、自治區(qū)、直轄市及各省會城市或中心城市為報社配備“地方記者”，成立各地記者站。記者編制在報社，黨的組織關系在地方，辦公處所就設在地方財貿部門內。各地的先進經驗、模范人物以及新鮮事物等等可以及時傳到報社來。這樣，《大公報》在中央財經機關和各地都有了信息、耳目和“腿”，組織宣傳報道就方便多了，自此從中央到地方逐步形成了一支有力的財經宣傳隊伍。

　　除了組織新聞報道和不時發(fā)表評論之外，報紙還開辟了許多適應財經部門職工需要、受廣大讀者歡迎的專欄，如《商品知識》《生意經》等。文化副刊有《大公園》和《群眾文藝》等專版或專欄，經常發(fā)表財經系統(tǒng)干部、職工的作品，從而培養(yǎng)出不少有成就的作家。1964年3月27日，經李先念轉呈毛澤東批準，《大公報》創(chuàng)辦了《經濟評論》專版，請中央有關經濟部門的專家（多為研究室主任）組成編委會，他們不僅出點子而且自己撰寫有分量的文章，受到各方面的關注。英文《北京周報》轉載了發(fā)刊詞，此后也經常轉載《經濟評論》發(fā)表的文章。

　　中央領導同志和報社聯(lián)系較多的是原商業(yè)部長，后任國務院財辦副主任、財貿小組組長以至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姚依林。他為報社審改了許多重要文章，后來《財貿戰(zhàn)線》報初創(chuàng)時，還親自審閱報紙的大樣。上世紀50年代后期，李先念副總理親自領導、由中央華北局財辦主任掛帥，到河北省唐山地區(qū)進行“按經濟區(qū)域組織商品流通”的調查，以打破計劃經濟按行政區(qū)劃組織商品流通的陋習，形成一整套經驗后，要寫成文章轉發(fā)到各地推廣。但幾次成稿，李副總理都不滿意，最后，他指派時任《大公報》記者組長的筆者專程去唐山采訪，寫出調查報告，用“中共中央文件”形式，發(fā)到全黨。其后，又召開了全國商業(yè)現場會，推廣唐山經驗。

　　李先念副總理重視《大公報》工作還有一例：上世紀60年代初，報社召開全國記者會議，請求中央增加報社地方記者的編制，李先念到會講話，他說，聽說報社駐各地記者只有一兩個人，地方那么大，一兩個人怎么夠，一個市、一個專區(qū)一兩個人也不夠??！聽會的人滿腹歡喜，以為要給增加編制了，可是李先念話鋒一轉，說：辦報怎么能用那許多人呢？還是毛主席說的，要“全黨辦報，群眾辦報”，把群眾辦報的積極性發(fā)動起來，你們的隊伍就壯大了。這個講話風趣幽默，深入淺出，使全報社同志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大公報》設有一個力量很強的國際部，報紙每天都出版國際版，和外交部也有固定的聯(lián)系。每當國際上有重大問題時，《大公報》都緊密配合發(fā)表自己的評論文章。上世紀60年代前期，中共與蘇共論戰(zhàn)，陸續(xù)發(fā)表“九評”長篇文章，可能考慮《大公報》在國際上很有影響，有一天參與其事的康生找到王蕓生說，《大公報》有人才，也參加和“蘇修”的論戰(zhàn)吧，你們自己選題，寫出文章后由新華社統(tǒng)發(fā)。王蕓生奉命回到報社與時任副社長兼總編輯常芝青商定，以反對美帝國主義兩條路線斗爭為題，撰寫“反修”文章。他還拿出一個簡單提綱，最后以杜甫詩“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作結。為寫此文，報社抽調國際部主任張契尼和俞振基、徐洪烈和我四人集體寫作，晝夜奮戰(zhàn)，幾易其稿，仿效“九評”筆法，又是一篇萬言長文完成了。送請康生審閱滿意，經他署名“范秀珠”（“反修組”諧音）發(fā)表。當時新聞界內有“九評加一評”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