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則徐為何不辦報？——讀中國新聞史偶記
發(fā)布時間：2020-10-09 14:54:25 點擊次數(shù)：191
1838年底，欽差大臣林則徐奉道光皇帝旨意，急急如律令由北向南飛奔，去完成那個后來讓他倒透霉的查禁鴉片之使命。翌年春甫抵廣州，鞍馬未歇，即著手譯報，“籍以采訪夷情”。翻譯人員不算多，而且在今天看來，十足為一拼湊的草臺班子，可在當時，算是很不容易的了。約20天左右，就譯出了一批材料，實力端的不弱，而且一切進行得竟是如此有條不紊，可見他是深思熟慮早有謀劃。不過無論如何，后來的事恐怕是他做夢也絕對想不到的：他不僅因此成為中國重視近代報紙的第一人，而且在現(xiàn)今幾乎所有的中國新聞史著作中，都被屹立于中國人自辦報刊歷史的開端，煞是風光。
關鍵詞：林則徐;辦報;新聞史
1838年底，欽差大臣林則徐奉道光皇帝旨意，急急如律令由北向南飛奔，去完成那個后來讓他倒透霉的查禁鴉片之使命。翌年春甫抵廣州，鞍馬未歇，即著手譯報，“籍以采訪夷情”。翻譯人員不算多，而且在今天看來，十足為一拼湊的草臺班子，可在當時，算是很不容易的了。約20天左右，就譯出了一批材料，實力端的不弱，而且一切進行得竟是如此有條不紊，可見他是深思熟慮早有謀劃。不過無論如何，后來的事恐怕是他做夢也絕對想不到的：他不僅因此成為中國重視近代報紙的第一人，而且在現(xiàn)今幾乎所有的中國新聞史著作中，都被屹立于中國人自辦報刊歷史的開端，煞是風光。
雖說翻譯西書風氣，在明季就初見端倪，但通過翻譯報紙了解“夷情”，在此前中國歷史上從無所見，林則徐此舉不說是石破天驚，也確屬盤古開天地來的新創(chuàng)舉。只是話說回來，辦報和譯報，僅一字之差，相距何止千里。硬把林則徐與辦報牽扯一起，且推舉為歷史淵源，總覺是圓鑿方枘，任憑死塞硬套，實難嚴絲合縫。
想起來多少有點氣悶。中國是印刷術的老祖宗，到清代同、光年間，鉛印、石印均非罕見，林則徐若有心辦報，客觀技術條件絕對沒有任何問題。況且在19世紀前40年，洋人在中國，尤其是廣州所辦報刊已是不少。對此林則徐不但是知道的，而且了解得十分具體：“夷人刊印之新聞紙，每七日一禮拜后，即行刷出。系將廣東事傳到該國，并將該國事傳至廣東。”他本來完全可以依樣畫葫蘆，卻偏偏只想到“譯報”。盡管他本人甚為自得，“其中所得夷情，實為不少。制取準備之方，多由此出。”①可就是因此，硬生生讓中國人自辦報刊的歷史往后挪了好幾十年。
也好，后世的新聞學者們因此有了一道值得百般琢磨破解的謎題：林則徐何以就不知道辦報？最后總算有了一個大家似乎都接受的結論（因為至今不見異議），說是他還不懂“發(fā)揮報刊傳播信息的功能和輿論的功能來推動自己的事業(yè)，只是以情報的觀點來利用報刊……當然，在當時，中國還沒有出現(xiàn)創(chuàng)辦自己近代化報刊的條件。”②
這是一個很有點曖昧的結論，因為看不出二者有何關聯(lián)，更不必說主觀上不懂和客觀上不具備條件，只要有其中一項，另一個就是多余。在這個看似矛盾的結論背后，其重點明顯還是對于林則徐的惋惜。之所以提出客觀條件的問題，其本意也許是想為之做點開脫，如果不是附帶以示結論全面的話。
說林則徐不懂報刊，不會有什么錯，因為的確沒有什么證據(jù)可以證明林則徐是懂近代報刊的，相反，他卻說“夷人”、“新聞紙”就是“內(nèi)地塘報”③，倒完全有可能把二者相混淆了。塘報即邸報，因清一代在中央、省一級均設提塘，以抄傳邸報，故有塘報之稱。如所周知，邸報所載的是宮門鈔、諭旨、奏章，類似于政府內(nèi)部情況通報，其讀者對象為各級官吏，所起作用是溝通中央政權與地方官僚之聲氣，加強中央政權的集權統(tǒng)治。從政治體制結構看，邸報是統(tǒng)治機構政治權力功能的一部分。這與西方近代報刊的確不是一碼事，后者是因社會公開交流新聞信息的需要而產(chǎn)生，“為公眾刊行物”，“乃寫與多數(shù)不定之人”，戈公振最后把這種種歸結為報紙的首要特點——“公告性”④。自便士報時期始，西方報刊更是繼承了啟蒙與理性主義遺產(chǎn)，公開標榜自己是公眾的代言人，從而在社會結構中作為與政府并行或?qū)α⒌囊粯O力量而存在。話是如此，可邸報在功能上，還是有溝通信息的作用，與“夷人”所辦“新聞紙”倒也有幾分類似。林則徐雖然知道“夷人”新聞紙可以“傳事”，對于其來龍去脈不一定了了。不同的是，對于自家之邸報，他是熟得不能再熟。在其日記中，隔三岔五就有閱讀邸報的記載。所以面對西方“新聞紙”這新玩藝兒，以自己頭腦中已有的，而且與之最為接近的“塘報”互相比照，從而于其“傳事”的特點中，方便得手，“了解夷情”，是完全順理成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