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夏倩芳，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內容提要】掙工分制度從上個世紀90年代發(fā)端之后，與外部的市場化制度、宏觀的政治體制一起，構成了我國媒體復雜的新聞產制環(huán)境。本文從新聞產品、勞動樣態(tài)、勞動者價值和歸宿等方面，探討這種制度的政治效應；本文揭示了在掙工分制度中政治權力與市場機制的交織，導致新聞人以自由的方式向權力依歸的事實；本文同時指出了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傳媒業(yè)經濟增長狂潮的代價和政治后果。

　　【關 鍵 詞】掙工分制度；媒介市場化；經濟增長陷阱；績效制度；新聞勞動樣態(tài)

　　新聞人“掙工分”的故事最早開始于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都市報的涌現(xiàn)而推廣開來。到2000年前后，伴隨著媒體激烈的市場化進程和事業(yè)單位人事制度改革，這種內部分配制度在全國媒體中鋪開。絕大多數(shù)黨報也一改從前傳統(tǒng)事業(yè)單位的“大鍋飯”分配制度，采取了業(yè)績與個人收入直接掛鉤的內部分配制度。于是，這種內部的績效制度與外部的市場化制度和政治體制一起，構成了目前我國新聞產制復雜而獨特的制度環(huán)境。

　　媒介組織的績效化制度雖是微觀制度，處于整個媒介市場化制度的末端，但因為關系到媒體人的切身利益，對于其職業(yè)行為和職業(yè)心態(tài)發(fā)揮著直接的調控作用?？冃Щ贫认拢襟w普遍采納了最能激發(fā)市場化效應的計件薪酬制，新聞人的勞動處境因而被改變，其勞動過程被重新規(guī)馴，以適應商品化的新聞生產。外部的宏觀制度，正是通過組織的中介而落實到日常的新聞生產中。此前，“事業(yè)單位，企業(yè)化管理”的方針已于70年代末實行，但因為沒有組織制度的有效配合，新聞人的日常工作并未緊隨市場機制，新聞的商品化生產并未貫徹成為媒體人的意識形態(tài)。直到績效化制度鋪開以后，經濟利益成為直接的調控之手，再加上人事制度改革，將媒體人與媒體機構的關系改造成了市場化的勞動雇傭關系，生存?zhèn)惱沓铰殬I(yè)倫理而被引入到工作情境中，使新聞人的勞動處境被大大改變，新聞產制的場域因而大不同于以往。

　　掙工分制度是90年代中期以后由國家發(fā)動的媒介經濟增長狂潮的產物。中國的媒介市場化是國家主導下的市場化，市場化的每一步驟、每一重要策略都有國家的推動或默許，國家意志深深地卷入媒介的市場化進程中，塑造著媒介市場機制的獨特性。因此，掙工分制度不是一種單純的媒體內部分配制度，也不是一種單純的媒體組織對新聞勞動過程的控制策略，它本身就是國內復雜的市場政治的構成部分。而且，這個制度還具有極為重要的“意識形態(tài)效果”①。本文通過對于掙工分制度的分析，以探討我國媒介市場化的政治效應。

　　本文將不對媒體之間的掙工分制度再作具體區(qū)分，而采納該制度作為分析對象，抽取其本質特征進行研究。研究期間，作者共接觸了67位新聞從業(yè)者②，他們分布在國內12個城市的27家媒體中，其中黨報/臺12家，大眾媒體15家。受訪者中新聞資歷10年以上的有17位，5-10年的23位，5年以下的27位；15位為中層管理人員，6位為總編/主編，其他為普通記者編輯。訪談在2008-2012年間斷續(xù)進行。此外，材料來源還有記者的參與觀察、博客等。

　　一、媒介市場化、增長狂潮與掙工分制度

　　我國媒體從1979年起進行“事業(yè)單位，企業(yè)化管理”的改革。從廣告經營開始，傳媒管制逐步放開，媒體被推入市場。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和中共十四大之后，中國社會開始了全面的市場經濟改革。當年，傳媒業(yè)被國家正式列入“第三產業(yè)”，在1994年的《國民經濟行業(yè)分類》中，又明確地將新聞業(yè)劃出政府機關，單獨列為一類經濟行業(yè)，從純粹的意識形態(tài)領域和公益事業(yè)中解放出來。媒介的市場化方向被確定后，傳媒業(yè)從此前的被動市場化轉向主動市場化③，邁步朝經濟實體轉型。國家的財政補貼急劇縮小，1999年后，國家正式出臺了各新聞媒體在3年內全部轉為“自負盈虧”的政策，從而將新聞媒體全面推向市場。④為因應企業(yè)化發(fā)展，媒體組織內部的生產關系、生產方式必須進行大規(guī)模變革，原來的事業(yè)單位管理模式讓位于企業(yè)化的績效管理模式。在“創(chuàng)收”的指揮棒下，媒體中普遍推行責權利結合的成本控制和員工激勵機制，媒體內部層層分解利潤指標，簽訂承包合同，最后用計件薪酬的辦法將利潤壓力傳導到采編人員身上。

　　用工制度的企業(yè)化改造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媒體人的身份轉換，一是薪酬制度的變革。以往的媒體“單位”中人，不僅是勞動力的提供者，還是具有政治身份的權利主體⑤。他們擁有“國家干部”的身份，享受著高福利，工作高度穩(wěn)定，也形成了“單位院落化”、“身份檔案化”、“分配平均化”、“晉升排隊化”、“精英仕途化”的現(xiàn)象⑥。1990年初，國家開始了事業(yè)單位人事管理改革，目標是逐步打破鐵飯碗，引入競爭機制。到2000年前后，國家全面推行事業(yè)單位人事聘用制，取消行政級別，破除干部終身制⑦。而此時媒體的改革則更進一步，國家廣電總局和新聞出版總署分別出臺了本行業(yè)的用工細則，規(guī)定媒介機構“全面推行聘用制”，實行“單位自主用人、個人自主擇業(yè)”的用工制度。媒體用工制度改革的形式主要有全員聘任制、新進人員招聘制、新進人員人事代理制、勞務派遣制、專業(yè)職務評聘分開制等。媒體人與媒體組織的關系被改造成企業(yè)化的勞動雇傭關系，媒體人褪去了“事業(yè)單位”的政治身份，而變身為媒介機構的勞動力。

　　對新聞生產關系更徹底的改造，是薪酬制度的改革。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媒體員工的收入主要來源于政府財政支付，員工報酬以基本工資為主，加上福利分房、醫(yī)療保險和若干“大鍋飯”的花紅，工資高低則取決于員工所屬報紙的行政級別以及自己的專業(yè)職稱⑧。1994年以后，媒體的主要收入來源轉為廣告和其他市場經營活動，并能夠自行支配其大部分利潤。為激發(fā)員工的積極性和提高組織效率，績效考核制度首先被新興的都市媒體和行業(yè)媒體采納，緊接著，南方較早實行市場運作的媒體也積極轉軌。2000年以后，在國家人事制度改革的推動下，“以崗位績效工資為主要內容的內部分配辦法”在媒體中全面推行。

　　目前，大多數(shù)新聞機構采取了高度市場化的量化考核和計件制的績效薪酬制度。⑨這種極端化的制度是通過“價格杠桿”來實現(xiàn)調控功能，以單篇稿件的“價格”為核心，通過調整稿件價格來左右相關種類稿件的供需情況，同時，通過難度加權和等級評定等手段來實現(xiàn)一定的控制和引導作用⑩。但絕大多數(shù)媒體是以數(shù)量為主，質量為輔，所以被稱為“計件制”。這里的奧妙，據(jù)訪談者說，是因為媒體擴張后需要大量的稿件來填充版面，這導致了媒體產品普遍“淺輕薄”的現(xiàn)象。

　　為激勵員工的積極性，底薪之間的職級差距被大大縮小，導致職稱、年資、經驗在媒體中失去了實際意義。多數(shù)媒體，尤其是市場化媒體，底薪被壓低到只占一般記者收入的30%不到，甚至低于10%。比如，一個內地一線記者的底薪扣除“三金”后，一般只有幾百元到一千多元，所以他必須不斷地跑新聞才能賺夠在城市中體面生活的收入。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很多新聞從業(yè)者將自己的工作稱為“掙工分”。

　　同時，為了強化“壓力傳導”效應，許多媒體還采取了“末位淘汰制”，連續(xù)三個月處于末位的員工必須離職或重新選崗，這進一步加劇了職業(yè)的不安全感。一些采取“上不封頂下不保底”稿分制的媒體，員工的壓力更大，離職率更高。這樣的工作狀態(tài)越來越偏離“知識分子”或“宣傳干部”的身份，而更像被生存驅使的普通勞工。

　　但是，從世界范圍來看，媒體市場化并不必然導致掙工分制度，績效化制度本身也有多種形式可選擇。導致我國媒體采取計件績效制的直接背景，是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治理目標所催生的GDP增長狂潮。它所帶來的片面增長模式很快通過各方面的體制改造而席卷各個行業(yè)，尤其重要的是這種增長合法性所帶來的意識形態(tài)效應。

　　90年代中后期開始，我國媒體與其他行業(yè)一樣，不約而同地陷入了這種經濟增長陷阱。媒體在保持“政治正確性”之外，評價體系獨尊經濟指標，評判一家媒體的“實力”和“影響力”，主要靠創(chuàng)收業(yè)績。同時，市場化不斷地推高媒體的產制成本，為了獲得大產出，媒體競相大手筆地投入。近些年來，電視媒體在制作娛樂節(jié)目、爭奪電視劇首輪播映權等方面，耗資越來越大，這些節(jié)目所占用的時間和資金大大地排擠了公共服務類節(jié)目。媒體之間無止境的你爭我奪，背后的驅動并非真正的生存危機，而是在職業(yè)價值被壓抑之下所產生的單向的增長驅動。這種集體性的增長盲目性，反而制造了媒體集體性的生存焦慮，形成了一個誰也不敢跳出的生存陷阱。

　　對于媒體來說，“經濟增長點”集中在媒體自身擁有的壟斷資源——傳播渠道上。從90年代中期開始，報紙不斷地擴版、增刊，到增加子報；廣電媒體不斷地擴張頻道、頻率，以形成規(guī)模經濟，為的是刊載更多內容吸引更多受眾，以增加廣告量。此前，各個省級臺基本上維持一臺一個頻道/頻率，現(xiàn)在都已擴張到十幾甚至幾十個頻道/頻率。這些擴張出來的媒體資源，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來填補時段/版面。而同時，媒體采取承包制/分頻制，這就導致各家媒體為了增加積累而必須壓低成本。受訪的媒體管理者指出，壓縮人工成本最好的、貌似最合理的、大家最能接受的方式就是掙工分，因為這可以以多勞多得的面貌取得員工的心理認同。實際上，整個用來分配的“蛋糕”大小掌握在媒體領導手里，貌似一些員工通過努力可以拿到很高的收入，但媒體管理層是以最低的成本支出拿到了最多的產品。

　　掙工分制度是中國獨特的媒介市場化的產物，它不能被看作是一種單純的經濟現(xiàn)象。那么，在當前我國整體政治經濟環(huán)境下，“掙工分”是一種怎樣的政治？它產生了怎樣的政治效應？這是作者要探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