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國初年是中國社會政治局勢動蕩，政權頻繁交替并立的時期，中國新聞事業(yè)因此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也促成了我國新聞教育的產生。在民初的新聞教育中，徐寶璜、邵飄萍、戈公振所發(fā)揮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他們在新聞教育實踐中提出的新聞教育思想，促進了當時新聞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對以后的新聞教育也有啟示意義。本文通過分析民初新聞教育思想的重要內容，結合當前我國新聞教育存在的問題，探討民初新聞教育思想對如今新聞教育改革的啟示。

民國初年；新聞教育思想；當前我國新聞教育改革；啟示

　　民國初年，以孫中山為首的臨時政府頒布了一系列有保障言論自由條款的法令，如《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鄂州臨時約法》等。這些法令的頒布為新聞出版自由提供了法律保障，中國新聞業(yè)在其保護下，形成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報界的黃金時代”。1912年4月以后，中國相繼經歷袁世凱統(tǒng)治和南北軍閥執(zhí)政時期，政治形勢混亂。社會變革時期，社會大眾需要及時了解包括各黨派政治斗爭的各類信息，政治新聞的采寫受到報社的重視。黨派也需要報紙對民眾進行符合其利益的輿論引導，這都促使了新聞記者采寫能力的提高，因此，一批名記者適時脫穎而出，新聞事業(yè)得到進一步的發(fā)展，新聞學教育在這一時期也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重視。

　　1918年，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的成立，是我國新聞教育的開端，導師由徐寶璜、邵飄萍擔任。徐寶璜作為新聞學研究會創(chuàng)辦者之一，第一個在大學里講授新聞學課程，自撰了中國人的第一本新聞學著作《新聞學》，成為民初新聞學界的泰斗。［1］邵飄萍到研究會演講時結合自己多年來從事采訪活動的經驗，講授新聞學基本知識、新聞材料的采集方法以及對記者的修養(yǎng)要求。他們作為中國最早的新聞教育工作者，培養(yǎng)出了一批具有強烈愛國主義精神和新聞理想的名記者，他們的新聞教育實踐活動，成就了北京大學新聞研究會，開創(chuàng)了我國的新聞教育事業(yè)，促進了新聞教育事業(yè)在我國的發(fā)展。

　　20世紀20年代是我國高等新聞教育奠基時期，以上海和北京為主要基地，全國許多高校都開始籌辦或建立新聞學系科，1925年前后，戈公振先后在上海國民大學、南方大學、復旦大學的報學系或新聞學系，講授新聞學和中國報學史，為我國培養(yǎng)了一批新聞人才。他的《中國報學史》一書從1927年出版至今，一直是大學新聞系的主要教學用書之一。與徐寶璜撰寫的《新聞學》、邵飄萍撰寫的《實際應用新聞學》共同開創(chuàng)了我國新聞學的三個組成部分，即新聞理論、新聞業(yè)務和新聞史。

　　作為中國較早的新聞工作者，他們?yōu)樾侣劷逃尼j釀、誕生、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由新聞教育實踐產生的新聞教育思想，是我國新聞教育思想的發(fā)端，這些思想無論在當時，或者應用于當今，都具有很大的現(xiàn)實意義。在這里，我們以他們的新聞教育思想為文本，探析民初新聞教育思想對當前我國新聞教育改革的啟示。

　　一、關于民國初年新聞教育思想的要點

　?。ㄒ唬┬侣剬W教育開展的必要性。徐寶璜和邵飄萍作為中國新聞教育的拓荒者，都認為新聞業(yè)與社會、政治和人生有密切的關系。當時我國的新聞業(yè)較西方的新聞業(yè)簡陋，而新聞事業(yè)的發(fā)展卻離不開新聞人才的培養(yǎng)。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他們協(xié)助蔡元培創(chuàng)辦了北大新聞學研究會，促進了中國新聞教育事業(yè)的誕生，為以后新聞事業(yè)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

　　徐寶璜在《新聞學之性質與重要》中寫道：“在教育普及之國，其國民無分男女老少，平時有不看書者，幾無不看新聞紙者，言論行動，多受其影響。至對其記載者，多所懷疑，對其議論，為肯盲信者，固不乏人；然其勢力駕乎學校教員、教堂牧師之上，實為社會教育最有力之機關，亦為公論之事實。自各國民權發(fā)達以來，國內大事，多視輿論為轉移，而輿論又隱為新聞紙所操縱，如是新聞紙之勢力，益不可侮矣。美國各著名大學，近均設立新聞學?？?，傳輸相當之知識，養(yǎng)成相當之人才，即因有見于斯學之非常重要也?！保?］故他認為，報紙所刊登的報道對教育民眾和引導社會輿論具有重要作用，開設新聞學科的目的就是為了培養(yǎng)新聞人才，使新聞事業(yè)更好地服務于民眾。

　　邵飄萍倡導新聞學應列為普通學科，在《我國新聞學進步之趨勢》中，邵飄萍提到：“新聞與社會及政治關系之重要，已為世界各國所公認，然以之列為一種學科加以研究者，猶屬近代之事，其尚未完全脫離幼稚之境域，殆可謂當然者也。若夫我國，則新聞之業(yè)，簡陋特甚。因新聞業(yè)之發(fā)達，與社會上諸事之設備，有互相為用之勢?！?/p>

　　對于開展新聞學的必要性，戈公振也提出了自己的新聞教育思想。1925年在《新聞學撮要》中，戈公振認為記者的職業(yè)，并不是特別天生的。當然理論知識要實地去補充，但是大學教育能補充實地知識，也不可不注意，所以記者的大學教育是非常必要的。戈公振還從記者的社會責任這一角度論述了大學新聞教育的必要性。他說：“倘使我們把報紙只作為一個商業(yè)團體利益的代表,或是一個宗教團體利益的代表，那么記者只要有最小限度的知識和最高程度的先入之見就夠了，大學教育是不必要的。若是我們認為報紙是于群眾有貢獻，那么在大學教育內養(yǎng)成有綜括的知識而無偏見的記者，方可以盡這種責任?！保?］

　?。ǘ┥娅C多方面知識，掌握幾門外語的重要性。邵飄萍在《我國新聞學進步之趨勢》中提到：“理想的新聞記者，必須政治、經濟、社會諸學，皆有甚深之研究，此外尤當有一二專門，與夫三國以上之言文，再加以多年之實地經驗，則庶幾乎可與世界名記者相伯仲矣?！保?］其認為新聞從業(yè)者要客觀真實地反映事實本身，就必須了解國情，學習新聞學之外的政治、經濟等多方面的知識。要打破當時外國對中國的新聞壟斷，滿足民眾對國際新聞的需求，需要新聞記者掌握一兩門外語能夠勝任國際采訪，以便更好地滿足讀者的需求，為公眾服務。

　?。ㄈ┬侣劷逃龖蔀閲窠逃?。戈公振提出國民媒介素養(yǎng)教育這一觀點，不僅在當時的中國，乃至全世界范圍都是超前的。在《中國報學史》中，戈公振提出，新聞學應該成為每個人都需要學習的，因為報紙是一個國家的重要文化現(xiàn)象，每個中國人，特別是青年人，都應該懂得報紙的性質、作用以及讀報方法?！皥蠹埮c人生，其關系之密切如此，故報紙之知識，乃國民所應具?！?929年，戈公振在“夫報紙為普及教育之利器”觀點照耀下，發(fā)出了“新聞學是無條件的一切國民必修科”的倡議，號召將新聞學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中，變專業(yè)教育為普及教育，化精英教育為大眾教育，從而使廣大國民對于報紙有理解和正當的態(tài)度。［5］

　?。ㄋ模娬{“學”與“術”的結合。新聞屬于實用性較強的學科，因此開展新聞學教育應注重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三位新聞教育工作者提出他們的新聞教育思想時，都指出理論要聯(lián)系實踐。

　　邵飄萍講課時重視培養(yǎng)學生的動手能力，要求記者時時處于角色之中，要有“新聞鼻”“新聞腦”，用清晰的頭腦和警覺的耳目網羅世間事物的變化。

　　徐寶璜新聞教育思想的提出，不能脫離他一直強調的一個前提，即理論要運用到實踐中去。徐寶璜認為在新聞學教育的過程中，應將新聞知識運用到新聞實踐中去。他在《中國報紙之將來》的主題演講中曾提到：“殷切希望會員投身報界，為社會提供各種正確詳細的消息。”這句話中包含了徐寶璜啟示新聞學習者投身實踐的勉勵之心。1919年《新聞學》正式出版，為了這本新聞學著作更加具有實用性和教育性，徐寶璜曾四次易稿修改。他用自己的新聞教育實踐，啟示我們新聞學術與實踐相結合的重要性。

　　戈公振也非常重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戈公振歸納當時世界上的新聞教育模式為：美國式、德國式和英國式。在對西方新聞教育批判的基礎上，戈公振提出了中國新聞教育的本土模式，即“理論加實踐”。長期活躍在報界第一線的戈公振懂得，新聞是一個實踐性非常強的行業(yè)，學問與經驗，如同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缺一不可。新聞專業(yè)的學生，已經經過高等教育的熏陶，但必須要經過實踐的錘煉，才能最終成為可用的新聞人才。［6］

　?。ㄎ澹┲匾曅侣劦赖潞陀浾咚刭|的培養(yǎng)。戈公振強調記者的責任，他認為：“記者之職責至重，而社會之希望于記者亦甚高。抑尤有進者，報業(yè)職業(yè)也；一論、一評、一紀事，須對讀者負責任，非有素養(yǎng)者，曷足以語此?！彼J為能夠在報館工作，在報紙上撰寫文章的人，不僅要掌握采編技巧，更要擁有良好的個人素養(yǎng)和道德修養(yǎng)?！肮视傻赖律侠硐肷弦栽炀蛨髽I(yè)人才，則報館不如學校，學問與經驗，兩不宜偏廢也?！彼麖娬{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道德品性，主張記者接受大學的教育。［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