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蔡斐，西南政法大學副教授（重慶　401120）。

　　【內(nèi)容提要】1903年上海蘇報案中，一大批中外媒體基于不同的立場深度介入案件的審判過程中，并根據(jù)自己的政治、社會、文化等關注點及時配發(fā)新聞，對案件予以批判評析，最終加劇了案件的沖突，推波助瀾了案情的發(fā)展，吸引了中外政府的廣泛關注，也對蘇報案的審判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使得蘇報案成為中國近代史上重要的事件之一。

　　【關 鍵 詞】蘇報案；媒體表現(xiàn)；影響和造勢；傳媒與司法

　　【中圖分類號】G210　【文獻標識碼】A

　　1903年上海蘇報案，是中國新聞史上的著名案件。蘇報案從個體案件成為公共事件，再演變?yōu)橹录?，一個重要的途徑就是媒體的廣泛報道。一方面，蘇報案中的諸多元素契合新聞價值的需求，使得蘇報案成為當時媒體議程設置中的重要內(nèi)容，進而生成為媒體、政治和大眾關注的焦點；另一方面，媒體報道的影響和造勢，又夾雜了政治、社會、文化等關注和評判因素，加劇了案件的沖突，推波助瀾了蘇報案的發(fā)展，使得司法與傳媒的關系變得十分緊密。

　　或許是由于庭審新聞天然的沖突性和戲劇性，自中國現(xiàn)代報紙誕生之初，有關訴訟的庭審報道就一直成為媒體關注的重點。如1873年發(fā)生的楊乃武與小白菜案，就吸引了《申報》前后長達四年的持續(xù)關注，由于《申報》發(fā)行量大，流傳面廣，其報道很快使原來僅限于浙江當?shù)孛癖姾筒糠止賳T知曉的案件公諸天下，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當代諸多有關該案的研究，其素材也多來源于《申報》的報道。[1]該案之中，《申報》除了及時轉(zhuǎn)載《京報》披露的上諭、奏折等公文外，前后還陸續(xù)發(fā)表了40余篇報道和評論。引人稱道的是，除了對新聞事實的披露，《申報》的目光已超越一個單純的案件，更有以此案為契機，推動中國司法變革的深意。比如，不少報道以西方國家的審案方式作對照，對中國官方習以為常的秘密審訊進行了批評，認為“審斷民案，應許眾民入堂聽訊，眾疑既可釋，而問堂又有制于公論”，“吾因此案不禁有感于西法也。西國之訊案有陪審之多人，有代審之狀師，有聽審之報館，有看審之萬民。”[2]可以說，《申報》有意或無意中提及的公開審理、陪審團、律師、記者旁聽、民眾旁聽等一系列現(xiàn)代法治概念，展現(xiàn)了當時法治思想的一種萌芽和沖突，經(jīng)過大眾媒體的傳播和發(fā)酵，無形中成為近代司法轉(zhuǎn)型的催化劑。

　　一、聚焦蘇報案的媒體

　　相比之下，蘇報案發(fā)生的1903年，中國新聞傳播事業(yè)已經(jīng)得到迅猛發(fā)展，涌現(xiàn)出大批形形色色的報紙，國外媒體在華也多有通訊機構(gòu)或派駐記者。正是他們的介入，使得蘇報案能夠超越一隅，成為國際輿論關注的內(nèi)容，成為討論中國政治、文明，特別是中國司法的一次機遇。

　　經(jīng)檢索，目前初步發(fā)現(xiàn)參與報道蘇報案的中外媒體有40多家。中文報紙有《申報》、《新聞報》、《中外日報》、《國民日日報》、《華字日報》、《新民叢報》等；外文報紙除上海本地的《字林西報》、《文匯西報》、《捷報》、《上海泰晤士報》、《益新西報》、《中法新匯報》之外，還有世界各地的外文報紙，如《泰晤士報》關于蘇報案報道評論共37篇，《紐約時報》24篇，《洛杉磯時報》11篇，《華盛頓郵報》10篇。[3]甚至連很多中國新聞人不熟悉的《阿爾塔蒙特企業(yè)報》（Altamont Enterprise）（美國）、《俄勒岡州晨報》（Morning Oregonian）（美國）、《巴爾的摩太陽報》（Baltimore Sun）（美國）、《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新加坡）、《新加坡自由新聞》（Singapore Free Press）（新加坡）、《悉尼先驅(qū)晨報》（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澳大利亞）對蘇報案都有所報道。中文報紙除大量轉(zhuǎn)引外文報紙的報道外，自己也采寫配發(fā)了大量新聞，并由于諸多報紙的立場不同，對蘇報案的解讀和評析也有所不同，但一致的是它們都對蘇報案的進程產(chǎn)生了影響。

　　蘇報案的“案中案”——沈藎案，引發(fā)的輿論影響就是最典型的佐證。當時英國外交部正在就中國政府要求引渡蘇報案被關押者一事征求國內(nèi)皇家法院的意見，外交大臣藍斯唐侯爵傾向于在不實施酷刑的條件下交出被關押者，但《泰晤士報》關于沈藎慘遭酷刑和沈藎案在中國引起的反應等報道引起了英國議員的注意。1903年8月4日和5日，分別有議員在下議院聽證會上就蘇報案被關押者的移交問題提出詢問，這也直接促使英國內(nèi)閣在8月5日宣布政府拒絕清政府的要求。也正是在報紙輿論一致指責中國政府的聲浪中，法國、美國等也在英國表態(tài)之后陸續(xù)表示拒絕交出蘇報案被關押者。

　　有關蘇報案的報道中，及時是首要的特點。及時性是新聞之所以為新聞的重要原則。6月29日，也就是租界巡捕開始搜捕章炳麟、鄒容等革命黨人的當天，《申報》就發(fā)表了《飭查叛黨》的新聞，赫然載明朝廷要在上海租界嚴密查拿愛國學社內(nèi)“猖狂悖謬，形同叛逆”之“不逞之徒”的密電。蘇報案發(fā)生的第3天，遠在英國的《泰晤士報》就發(fā)表了《政府與改革黨》（The government and the reform party）的通訊員文章，主要論述中國保守勢力鎮(zhèn)壓革命黨，《蘇報》主筆及職員被捕，第一次提及《蘇報》?？梢?，中外報紙幾乎都是在第一時間關注了蘇報案。

　　持續(xù)性跟蹤報道也是蘇報案相關報道的重要特點，這也是全面展現(xiàn)事件進展和動態(tài)的要求。對于蘇報案的跟蹤報道，諸多報紙可以用“不遺余力”來形容。如《中外日報》在1903年7、8、9三個月轉(zhuǎn)引外文報紙關于蘇報案的報道就有近40條?！秶袢杖請蟆吩?903年8、9兩個月期間轉(zhuǎn)引外文報紙關于蘇報案的報道就有近30條。《申報》前后共發(fā)表《飭查叛黨》、《會黨成擒》、《會黨自首》……《四訊革命黨案》、《黨魁移禁》等10多篇報道，貫穿整個事件始終，甚至連章、鄒二人患病、[4]何時重新開庭[5]等細微消息都給予了關注?！都~約時報》的報道也有20多篇，前后長達數(shù)月?！短┪钍繄蟆非昂箨P于蘇報案報道評論更是有37篇之多，自1903年5月蘇報案尚未發(fā)生一直到1904年5月蘇報案最終判決形成，時間跨度接近一年，可謂“有始有終”。

　　二、中文報紙的不同表現(xiàn)

　　蘇報案的中文報道，最大的特點是眾口交騰，這也從側(cè)面展示了當時轉(zhuǎn)型社會背景下各種思潮激蕩交錯的場景。

　　是時，上海的老牌《申報》完全站在清政府的立場上，對章、鄒等人表現(xiàn)出一種討伐態(tài)度，抨擊革命黨，這在《申報》的諸多報道都有反映。這種表現(xiàn)與當時《申報》主筆黃協(xié)塤厭惡西學，思想守舊的立場有直接關系。戊戌政變后，黃協(xié)塤完全站在慈禧太后的一邊，著文批判“康梁邪說”。等到1903年前后革命風潮和學生運動風起云涌的時候，《申報》更是大加鞭撻。6月22日刊發(fā)的《奴隸說》，指出愛國學社這樣“險惡的用心”必然會落得與張獻忠、李自成、唐才常等“匪患”一樣的下場，“噫！獻闖即甚猖狂，不久即膺天討，唐鄧陰謀甫露，已肆市曹，彼何人？斯特庸懦書呆耳，而乃詡詡?cè)辉唬候?qū)胡族，滅清人以免二百數(shù)十年來為外人之奴隸，試問能乎？不能乎？有不隕首法場步武獻闖唐鄧諸巨憨者乎？”[6]同時批判留學生們忘恩負義，愧對朝廷的培育之恩，“所可惡者，既受主人豢養(yǎng)之恩，而日以謀叛其主人，圖弒其主人為事，則真惡奴賤隸狗流不食其余者矣?！盵7]

　　蘇報案發(fā)后，除連續(xù)報道事件進程外，在清政府以蘇報案被關押者是國事犯為由要求引渡時，《申報》也一知半解地認為章、鄒等人“與國事犯有殊”，實質(zhì)上是“忤逆不孝子”。完全從封建綱常的角度來看待案件，自以為是地認為公共租界工部局定會明辨是非，不會庇護案犯。[8]月初，還特刊發(fā)《愛國忠君說》，“今天下有創(chuàng)為愛國社者矣，有結(jié)為愛國黨者矣，有著為愛國篇愛國論者矣，議論激昂，乍聆聽之，一若真赤心為國也者，及徐而考其宗旨，則囂囂然，擾擾然，曰我將藉以行革命之事也，我將因上遂易代之謀也，我欲保國土之不凌夷，不得不急圖滅清排滿也。”[9]指出與章炳麟等人關系密切的愛國學社名為愛國，實為犯上作亂，意圖不軌。而對之前引起輿論峰起的沈藎案，《申報》既不報道，亦不評論，更不轉(zhuǎn)載其它報紙的相關內(nèi)容。從整個時局來看，《申報》倡導的忠君、衛(wèi)君、愛國論調(diào)，與當時日益開化的風氣不相符合，黃協(xié)塤的一味守舊更是讓《申報》聲譽倍跌。即便《申報》長篇大論地為政府說話，但舊傳統(tǒng)的忠實衛(wèi)道士最終并沒有得到認可，參與案件的武昌試用知府金鼎在向梁鼎芬匯報時，就提到《申報》“素以守舊，為人所惡，故其言亦不足重”。[10]可以想象，《申報》對蘇報案最終判決的影響并不大。

　　另一份中文大報《新聞報》對蘇報案的報道可以用戲劇性來形容。蘇報案案發(fā)前，《新聞報》曾多次發(fā)表論說，批判政府，痛陳時局，指出導致革命黨人和革命思想趁機而起的原因正是政府的無能與黑暗。蘇報案發(fā)之時，卻又發(fā)表《論革命黨》，筆鋒突轉(zhuǎn)，將批判的矛頭對準章鄒等人，大加嘲笑。沈藎案發(fā)后，《新聞報》又回歸原先立場，認為政府處置不當，“夫政府之拿獲章鄒謂之除逆黨，政府之拿獲沈克減，咸謂之翻舊案，非不可翻，特寬政之上諭煌煌在人耳目，故無論舊案，已許人自新，即未嘗許人自新，但使其人實已大改從前之所為，則亦既往不咎，故即康梁回國，亦可不加之罪，而況沈克緘之案乎？”[11]同時對沈藎、章炳麟、鄒容表示同情，“乃上海方在辦交犯之案，而北京忽插入沈克誠一案，同時并舉，于是天下以冤沈者轉(zhuǎn)而冤章鄒二人。”[12]但盡管如此，《新聞報》的立場僅限于批判政府，絕不頌揚革命黨，分寸把握得當。

　　《新聞報》言論突然變化，直接原因是一度被官方操縱。蘇報案發(fā)生后，為爭取在輿論上主動，推動案犯的引渡，負責該案的湖廣總督端方指示，“《申報》及《中外日報》，能為運動，使之助力尤好?！盵13]但最終選擇《新聞報》，直接原因是《新聞報》的老板幕后福開森一直被端方所倚重，同時福開森也是上海道臺袁樹勛與各國駐滬領事和租界工部局之間就蘇報案交涉的重要斡旋者。《新聞報》主筆金煦生是端方親信金鼎的弟弟，又是福開森的學生。于是，《新聞報》遂有《論革命黨》一文發(fā)表。更值得注意的是，《論革命黨》不是一般的報紙論說，而是清政府策劃的一個圈套，目的是搜集更多章炳麟、鄒容和《蘇報》的反清革命言論作為庭審指控的證據(jù)。因為當時章炳麟的《馗書》、《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和《革命軍序》中直接明確的“排滿”革命言論并不多?！墩摳锩h》在這種背景下發(fā)表，完全以挑釁口吻，點名攻擊章、鄒等。獄中的章炳麟果然被激怒，一鼓作氣寫出《獄中答新聞報》發(fā)表在7月6日的《蘇報》上，文中遍布“仇滿”、“排滿”字樣，果然中了政府的陰謀。不過，作為一份商業(yè)性質(zhì)的報紙，《新聞報》最終回歸到原先的立場，推測起來，這很大程度上與該報經(jīng)理汪漢溪奉行的“經(jīng)濟獨立，不接受津貼”原則有關。

　　中文報紙中，對蘇報案比較關注的還有《中外日報》、《國民日日報》、《華字日報》等，三者的表現(xiàn)和態(tài)度也與前兩者不盡相同。

　　《中外日報》此前與《蘇報》就有矛盾，這與它堅持維新的立場有關，而《蘇報》則推崇革命。不過，蘇報案發(fā)之后，《中外日報》并未落井下石，而是持一種局外中立的姿態(tài)，既批評政府不應該采取鎮(zhèn)壓政策，“即如《蘇報》與《革命軍》，向不見重于社會，不知其名者頗多，即知之者亦無暇一覽，西人更未齒及。自此案出，乃人人欲索而觀之，日來外埠之來申覓此者甚眾，而西人亦爭譯以去，是不啻國家為之登求售之告白也?！盵14]又批評革命黨人有諸多缺點，如有宗旨而無方法，有議論而無心志，只會空言革命，流無益之血等，認為革命黨沒有前途。[15]《國民日日報》在蘇報案上持有鮮明的立場，即頌揚革命，塑造章、鄒等人的反清英雄形象，同時諷刺清朝政府，指責政府腐敗無能。《國民日日報》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大量轉(zhuǎn)譯外文報紙的內(nèi)容，前后共有30多篇，大部分都是支持革命黨或者有利于革命黨的內(nèi)容，指出蘇報案的被關押者是中國推翻野蠻政府的有志之士?！爸袊兄局坑^政府之日非，不利己也，亦摧陷之而靡己，而令野蠻政府仍立于天地間，且推翻政府之熱度，日加而愈高，而政府惡其兩者相持不下，使吾文明各國不能助志士之力，是吾人之所恥也。”[16]《中外日報》與《國民日日報》表現(xiàn)的差異與報紙主持者的身份差異密切相關。《中外日報》的主持人汪康年屬于資產(chǎn)階級改良派，而《國民日日報》名義上是一份外商報紙，實際上是資產(chǎn)階級革命黨在上海辦的報紙，被稱為“《蘇報》第二”，背后有章士釗、張繼、蘇曼殊、柳亞子等人參與運作協(xié)調(diào)。相比上海本地中文報紙都有代表性的態(tài)度或觀點外，身處香港的《華字日報》則類似于一個公共論壇，守舊?；?、贊揚革命等各種言論都能覓得蹤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