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標題】On Review of Hong Kong Film

　　【作者簡介】吳迎君，復旦大學中文系在站博士后，廣西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內(nèi)容提要】“粵片集評”是在中國意識前提下的香港本土電影批評探索的先驅(qū)，在香港“光復”時期響應(yīng)“粵片清潔運動”而展開“清除毒素影片”集體批評，運用“步驟式”批評模式棒喝“毒片”，清理進步傾向影片的“毒素”呈現(xiàn)出強烈的現(xiàn)實在場感和意識形態(tài)責任感，頗具批評穿透力。而“逢片必批”的總體思路，亦導致“粵片集評”在一定程度上的自我束縛。

　　【關(guān) 鍵 詞】“粵片集評” 香港電影 批評 本土化

　　香港電影批評的書寫歷史中，“國族意識”與“在地意識”二者之間既頡頏對峙，亦交織復疊，而“粵片集評”即是基于“國族意識”的“在地意識”建構(gòu)的重要先行者，“在香港電影評論中是開風氣之先的” ①（林年同語）。“粵片集評”始自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香港“光復”時期，亦是國共內(nèi)戰(zhàn)時期，諸多南來影人在香港開辟左派電影批評道路，并倡導和踐行“地方性（本土性）”方向，“粵片集評”正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種努力。

　　然而，“粵片集評”研究在國內(nèi)學界至今付之闕如，偶有提及，亦見粗疏。如《中國電影發(fā)展史》稱“粵片集評”是由“由陳殘云、麥大非、谷柳、盧鈺、黃寧嬰、李門等在《華商報》合作”②，即有明顯錯漏?！盎浧u”的批評陣地不僅有《華商報》，而且有《文匯報》、《大公報》、《華商報》；批評干將不僅有上述六位，而且有洪遒、韓北屏、區(qū)永祥、吳其敏、馬孟平（孟平）、秦淮碧、陳卓猷、陽太旸、呂志澄、黃若海、司馬文森、盧敦、高朗、巴丁、黃采、蘆荻、蔡達、樓棲（婁木）、文統(tǒng)、紫風、汪明、羊璧等，陳殘云等六位批評者只是前期主將，后期卻無甚貢獻。正基于此，本文嘗試對“粵片集評”進行學術(shù)勘察。

　　一 、“清除毒片”的批評指向

　　“粵片集評”活躍于1949年-1952 年間，當時在香港“國語片未能適時融入本地文化、深入民間，因而難以與……粵語片競爭，使國語片的發(fā)展受到阻礙。當時的粵語片大受歡迎……但大多數(shù)作品無論在技術(shù)還是藝術(shù)手法上，都比較平庸”③，左派電影批評者著眼于本土現(xiàn)實境況，推動吳楚帆、秦劍、白燕等等追求進步的粵語電影工作者展開新的“粵語片清潔運動”，而“粵片集評”正可視作呼應(yīng)“清潔運動”的批評實踐。如黃寧嬰、麥大非、李門、吳德輝、陳殘云、吳其敏、盧玨、谷柳合作的、刊發(fā)于1949 年5 月21 日《文匯報》“彩色版”的“粵片集評”《“清潔運動”的先聲——評〈滿江紅〉》，即明確將秦劍導演的《滿江紅》和“清潔運動”掛鉤，稱其“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戲，它夠得上是‘清潔運動’的先鋒，它將改變一些人對粵語片的搖頭三嘆！”④粵語電影的“清潔運動”，亦即“清毒運動”——“清除毒素影片”，承繼此前香港“清潔運動”的觀念；而對于“毒素影片（毒片）”的指稱，正是承繼三十年代左翼電影批評者“思想內(nèi)容上有毒素的影片”⑤的觀念?！盎浧u”前期主將陳殘云總結(jié)，當時粵語電影“共通的落后的思想意識，從各個不同的現(xiàn)象表現(xiàn)出來，其中最主要的封建思想和正統(tǒng)觀念……其次是洋奴思想”⑥。香港電影研究者羅卡則持不同意見，提醒“在進步文化人眼中，這些電影當然是俗不可耐而至于有‘毒素’了。然而他們往往是囿于一己的意識形態(tài)，沒能看到這正是非官方的、反正統(tǒng)的民間活力的涌現(xiàn)。”⑦不過，當時香港粵語電影生產(chǎn)中廣泛存在的“七日鮮”和“云吞導演”（開機后出去吃碗云吞面再回來的導演）現(xiàn)象卻是事實⑧；粵語電影遠較國語電影制作粗糙簡陋敷衍，“當時一部90 分鐘的粵語片一般只用300 個鏡頭，”⑨亦屬實情。面對如此境況，“粵片集評”自然展開對“毒素影片”的廣泛批判，并且根據(jù)不同具體情況調(diào)整表述，由此形成一個寬泛的“毒片”范疇。

　　針對“毒片”泛濫的現(xiàn)實，“粵片集評”確立“思想性第一、技巧性第二”的“進步標準”，按照開宗明義、層層推進的分條析理批評模式，重點“關(guān)注影片在‘移風易俗’方面的具體內(nèi)容”⑩。其成文方式，與同時期的“七人影評”相近，“每部被評粵語影片都經(jīng)過集體討論，然后一人執(zhí)筆成文，署上所有討論者的真實姓名，以示負責”(11)；其批評理據(jù)性，既來自于集體批評者的意識形態(tài)邏輯，也來自于作品故事人物的“階級定性”及“思想定性”。

　　“粵片集評”鞭撻各種毒素問題，口誅筆伐《肉陣葬龍沮》是“色情肉誘的片子” (12)，《相逢未晚》是“落后的封建意識的作怪”(13)，《司馬夫大破蜜糖黨》有“不分是非黑白的‘和平’觀念”(14)，《小青吊影》“播散封建主義和對外敵的投降思想的毒素”(15)，《虎穴雙珠》“貫串著不健全的意識”(16)，《原來我負卿》“只是男女間無意識，無理解的胡混，”(17)《辣手碎情花》“違反人情，違反人性，違反人權(quán)，”(18)乃至“所看到的粵語片中最反動的、歪曲現(xiàn)實的、毒素影片”(19)《生死同心》的“站在反動派立場，惡毒的宣傳剝削壓迫的政治，特務(wù)政治，歪曲事實真相”(20)。進一步發(fā)掘，可知　　“粵片集評”所聲討者，既有整體上全片屬于“毒片”的“毒素”，也有影片中一部分帶有的“毒素”，因而“清毒”的廣度和力度也有所分別。對于典型的“卑下流，誨淫誨盜武俠神怪”(21)電影，“粵片集評”自是辭嚴義正地進行討伐。如對畢虎導演、尹海清編劇的《肉陣葬龍沮》，嚴詞厲色“正告販‘毒’者”：“要知道，時代要變了，觀眾也不是長久可欺的，你們的‘工作’記錄著你們的罪狀?！?22)唾斥影片“誨淫”本質(zhì)——“并不夸張的說：《肉陣葬龍沮》的總目的，是在于通過色情來賺錢。它的故事，鏡頭，完全朝向一個總的目標: 色情與肉誘……一切技術(shù)，表演全在于暴露肉體和販賣色情。”(23)針對影片凸顯出的“編導者的‘撈世界’思想”，“粵片集評”做出鄭重聲明，“當有些人覺得有利可圖，一部跟著一部的趕工制作色情肉誘的片子，向市民觀眾大賣其毒素的時候，我們聲明：我們保衛(wèi)觀眾的健康，我們的口誅筆伐以后決不會停止！”(24)整篇評論體現(xiàn)出一種戰(zhàn)斗檄文的斗爭意識和聲討話語，警告影片編導者“不要忘記，作品是有一定傾向的，它代表著編導人的思想意識：藉著劇中人的口，常常流露出編導人自己的思想意識”，譴責影片“流露出一股臭不可聞的完全為了個人恩怨個人利益而東參西拜的‘撈世界’氣息”(25)。

　　“粵片集評”這種斗爭意識的強烈批判，更注重對準存在色情元素的“毒素影片”拔刀相向，清理其“色情與肉誘”以外更須警惕和斥責的腐朽、落后、反動、黑暗，警示后者“其毒害觀眾的程度遠超過神怪色情之上的”(26)。

　　如對于珠璣導演、余寄萍編劇的《相逢未晚》，“粵片集評”落筆即直指其“黃色問題”，“《相逢未晚》是成報發(fā)表的一個黃色小說改編的，作者怡紅生即編劇者余寄萍，”隨即便不再糾纏于“黃色問題”，而專意戳穿影片“呼吁取消妾侍制度，抨擊封建遺毒，提高婦女地位”的謊言，抽絲剝繭，“從各個角度認真深入”逐步闡明影片“濃厚的封建意識的毒素”。(27)

　　值得強調(diào)的是，“粵片集評”對于影片問題逐條列舉、層層推進的批評邏輯，在同時期香港電影批評中獨樹一幟。逐條批駁的“步驟式”批評形式，在“粵片集評”中運用得駕輕就熟，不但能集中火力瞄準一部影片的一主要“毒素”，而且能同時批判一部影片的多個“毒素”。如對于珠璣導演、尹海清編劇的《小青吊影》，“粵片集評”分別痛責其“封建主義和對外敵的投降思想的毒素”，對這兩種“毒素”同加駁斥。對于“用鴛鴦蝴蝶派的脂粉來化裝封建社會的罪惡”的“企圖”，一一指出：“第一他們強調(diào)婦女的片面貞操”；其次“對于舊社會里真正而自動地為愛而守節(jié)的女性又是多么大的一個侮辱”；“此外編導人對私生子所取的輕薄態(tài)度，在小青口內(nèi)所表現(xiàn)的宿命論，在馮氏婦女身上所倡導的茍安，避世，逆來順受等思想，無一不是封建奴隸們所說的教?！?28)對于“通過整個戲，他們播散投降的思想”，也一一指出。整篇《評〈小青吊影〉》堪稱步步為營，首先進行作品思想定性，指認“毒素思想”；其次根據(jù)現(xiàn)實主義文藝標準，以史實為準繩評判人物劇情（稱“馮小青據(jù)史實是明末某士人的妾侍”，而影片“歪曲事實”。），“把事實列舉出來”；而后逐一落實作品人物代表何種階級，其言行舉止體現(xiàn)何等思想的分析思路；最后批斥技術(shù)技巧方面（“明末才女的指甲是涂上蔻丹的；聲音與口的動作遲快有時相差半分鐘；明清服裝不分；將幾個粵劇的零碎的場面散漫地搬上銀幕……等等。”）。(29)無疑，這種抽絲剝繭的影評形式，其理據(jù)性極強，而通過這一形式所張揚的“粵片集評”批評者的意識形態(tài)，也在有意無意間得以推廣傳播。

　　有必要提醒的是，《評〈小青吊影〉》明確體現(xiàn)出“粵片集評”對待不同敵對思想的批判態(tài)度：反封建主義，更反投降主義；聲稱“對外敵的投降思想”，其“毒惡行徑”遠勝于“替封建社會傳播封建道德觀念”。(30)稍加辨析即知，當時正處國共內(nèi)戰(zhàn)后期國共和平談判破裂而解放軍節(jié)節(jié)勝利之際，(31)這一斗爭形勢的變化決定了“粵片集評”政治態(tài)度的轉(zhuǎn)向。此時左派人士的“現(xiàn)實需要”已不僅僅是“七人影評”批評《國魂》時的“對外戰(zhàn)爭已經(jīng)結(jié)束，人民的迫切要求是反獨裁爭民主”(32)，而是更加直接明了地反對和譴責國民黨統(tǒng)治，宣判其窮途末路，歌頌反抗者的艱苦卓絕及其斗爭戰(zhàn)績。正是基于這樣的政治立場，“粵片集評”揪將出一個“極端惡毒”的標靶——蔣偉光編導的《生死同心》，集十五人之力，痛加批判。他們作于新中國成立伊始的《斥毒片〈生死同心〉》，自我修辭為“人民”的代言者，將鮮明的政治批判和時政教育的意旨，落實在批評文字中。這樣一種緊密跟進政治時局，而同時結(jié)合電影劇情人物的總體傾向和細節(jié)處理的電影批評，呈現(xiàn)出強烈的現(xiàn)實在場感和意識形態(tài)責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