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劉大明，西南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講師。

　　【內(nèi)容提要】妖術謠言的傳播往往左右宋代政局變化，布成豐富多彩的時代景象。面對宋代頻仍的政治斗爭，傳謠者往往帶有預見性、隱秘性、蠱惑性的語言，煽惑朝野輿論。針對這種情況，宋代統(tǒng)治集團采取有關政策方針，對妖術謠言的傳播監(jiān)控、調(diào)控信息、規(guī)范傳播等舉措，形成一套較完善的帝國治理機制。

　　【關 鍵 詞】宋代；妖術謠言；治理機制

　　【中圖分類號】G210　【文獻標識碼】A

　　在兩宋時期，妖術謠言的社會傳播往往左右政局變化，布成三百多年間政治舞臺上豐富多彩的景象。這時期各種政治斗爭頻仍，傳謠者往往帶有預見性、隱秘性、蠱惑性的語言，以“讖謠”、“流言”、“訛言”、“浮言”、“飛語”等稱謂，煽惑朝野輿論。當然，宋廷對于這些妖術謠言也采取相應舉措，避免了王朝內(nèi)部的重大變局。因此，本文擬以妖術謠言為載體，探討宋代妖術謠言的社會傳播現(xiàn)象、傳播途徑及其帝國治理方式，以期對新聞傳播史研究提供參照和鏡鑒。

　　一、宋代妖術謠言的社會傳播現(xiàn)象

　　自唐中葉以降，中原大地上演了一幕幕驕兵悍將叛亂、割據(jù)的悲劇，導致政權頻繁更替。公元960年，后周大將趙匡胤利用社會上流傳了一則“以‘點檢作天子’為主要內(nèi)容的、蠱惑人心的政治謠言”[1]，做好了改朝換代的輿論準備。建國后，太祖、太宗等帝王對自身實力及面臨的困境有著較為清醒的認識，所以在重建中央集權過程中，大體上采取“專務以矯失為得”[2]為原則的種種舉措，如文武制衡、內(nèi)外相維、上下相傾等政策，都分明體現(xiàn)出“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精神[3]。隨著政策的矯枉過正，加上政治風云變幻翻覆，造成一些朝野人士造謠、傳謠的活動逐漸升級，愈演愈烈。所以，宋代許多重大的政治事件發(fā)生、事件中風云人物縱橫捭闔均與妖術謠言傳播有著密切關系。歸納其社會傳播現(xiàn)象，主要有以下幾種特色。

　　其一，宮廷內(nèi)幕往往成為妖術謠言傳播的政治驅(qū)動力之一。歷代王朝往往把謠言認定為威脅統(tǒng)治合法性的政治毒瘤。凡是王朝更替、皇權遞嬗之際，即使人人知道的虛假事情也可能被人為的造成一則謠言，對專制統(tǒng)治構成一定威脅。如若最高決策階層巧妙利用謠言，又可能成為專制統(tǒng)治的自我調(diào)節(jié)器。南宋初期，高宗及小朝廷被金兵逼迫，逃到南方地區(qū)，產(chǎn)生了人們對皇權統(tǒng)治的信任危機。當時謠言四起，而讓宋高宗擔心的莫過于那條讖謠：“太祖之后當再有天下”卻在繼續(xù)蠱惑人心。當時宗室趙子崧想趁機篡位，借這則謠言來傳檄天下，稱：“藝祖造歷，千齡而符景運，皇天佑宋，六葉而生眇躬[4]。高宗得知后大怒，將趙子崧貶于嶺外。此前，許多人把這則妖謠言解讀成一種君命所授的政治依據(jù)，醞釀了多起謀反事件。太宗死后，內(nèi)侍王繼恩、參知政事李昌齡、樞密趙镕、知制誥胡旦及潘閬等人謀立太祖之孫趙惟吉。神宗朝，李昌齡之孫逢、方士李士寧、醫(yī)官劉育熒等人蠱惑太祖子孫趙世居謀反。這些事件說明皇權一旦遇到危機，謠言就被人利用。紹興元年（1131）十一月，上虞縣丞婁寅亮公開支持這則謠言。在這種大氣候下，宋高宗發(fā)現(xiàn)其不能生育后，便順水摧舟，遴選太祖后人繼承趙宋的江山。

　　其二，宋代政爭、黨爭成為妖術謠言傳播的重要場所。在政治斗爭過程中，宋代士大夫經(jīng)常編造各種謠言，詆毀政敵。其實，謠言利用儒家的“察謠聽政”傳統(tǒng)與宋代“防弊”體制關系，達到排擠政治對手的目的。這也無形中造成了士大夫們陷入捕風捉影、歪曲附會及挾私打擊報復的怪圈，使朝政陷入分裂斗爭中而不可解。

　　北宋中后期以降，士大夫之間的黨禁逐漸升級，最終演變成綿延不斷的社會分裂。他們相互造謠生事，往往將對方扣上某黨的帽子，給予“編管”、“安置”等懲罰。神宗時期的“烏臺詩案”主角蘇軾、哲宗元祐時期的“華蓋亭詩案”主角蔡確、寧宗時期的“慶元黨禁”主角趙汝愚、朱熹等，均因謠言詆毀而慘遭政治打擊。因此，這些造謠風氣不僅影響了士大夫們的政治心理，使他們疲于應付這些無根之語，而且加劇了政爭、黨爭的慘烈程度。

　　其三，“內(nèi)憂外患”的社會環(huán)境為妖術謠言在民眾中間傳播提供可行的土壤。對于妖術謠言，不同的社會群體都在反復傳播，可見不同的群體都有著“深刻的混亂、焦慮和不穩(wěn)定”的感受。[5]有些官員趁機利用天災人禍傳播謠言，打造成一把政治利器。歐陽修、司馬光、王陶等文臣紛紛把民間傳播的妖術“訛言”當成利器來勸說仁宗早立儲君。嘉祐七年（1062），右正言王陶上疏：“今春徐、陳、許、蔡迨京畿之民，訛言相傳，掘土而食。近又龍斗于南京之葛驛。盛夏火王，金當在消伏，太白芒角盛大，凌犯熒惑。又太白經(jīng)天與歲星晝見。天地人事，皆見變異，其占為兵兇，為人心不安，為甚可懼，太史必有以其術為陛下言之者”[6]。天禧三年（1019），亳州民眾“訛言”兵禍來了，引起“老幼千余人夜奔陳州”的事件[7]。可見人們對于現(xiàn)實災禍往往無能為力，只能被動接受與恐慌。熙寧元年（1068）七月，河北地區(qū)頻繁地發(fā)生地震災害，人們在惶恐中便“訛言大水且至，驚欲出走”[8]。這一謠言正好切中了人們對現(xiàn)實境況的恐慌，激起了他們參與傳播謠言的欲望，經(jīng)過一個接一個增減利已因素的傳播，謠言越來越偏離本來的軌跡，最終造成人們攜妻挈子、奔波逃難，破壞了社會穩(wěn)定。

　　總之，宋代妖術謠言的滋生、傳播過程中無不涉及到專制制度、利益訴求及觀念差異等方面，歸根到底謠言傳播是建立在一定社會基礎上的。

　　二、妖術謠言傳播的信息監(jiān)控

　　在傳播過程中，宋廷從制度層面入手，堅持預防為主，構筑起國家風險治理的信息平臺，時刻監(jiān)控著官民溝通的信息渠道。而這條渠道是一個預防系統(tǒng)，在上層和下層預防謠言傳播方面之間，有著相互監(jiān)視和防范的特點。盡管在不同層面中存在著等級差異，但這些階層卻擁有維護專制統(tǒng)治使命的特征，都成為不同階層相互預防謠言傳播的共同基礎。

　　其一，臺諫系統(tǒng)扮演了妖術謠言傳播的監(jiān)督角色。在構建防范與猜忌臣僚體系的同時，宋統(tǒng)治者縱有培養(yǎng)官員們的忠君意識，必然包含著排斥英才的事實。所以，在制度、利益及觀念差異的影響下，患上人格分裂癥的臺諫官時常以風聞為借口，有恃無恐地抨擊朝政，使得執(zhí)政者有所顧忌，連帝王也對他們無可奈何。宋仁宗談到當時臺諫官的行為：“臺諫為朕耳目之官，而事有不能周知，固將博問朝士大夫，以廣聽察。乃有險诐之人，因緣憎嫉，依倚形勢，興造飛語，以中傷善良，殆非忠厚之行”[9]。這并未改變臺諫官繼續(xù)造謠抨擊朝政的行為。特別是他們對武將的防范與猜忌，可以說達到完全喪失理智的狀態(tài)。武將狄青因戰(zhàn)功卓著升任樞密使。然而，歐陽修等文臣出于“恐武”的陰暗心理，造謠詆毀狄青。歐陽修說：“青之流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為人所禍者矣。為青計者，自宜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青本武人，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蜓云淙松韴D讖，或言其宅有火光”[10]。不久，狄青在同僚的流言飛語中，被迫離職。無獨有偶，樞密使、武將王德用也因臺諫官謠傳“宅枕乾綱”、“貌似太祖”等而遭到罷免。顯然，宋代臺諫系統(tǒng)長期“扇造浮語，詆毀危切”的行為[11]，往往被統(tǒng)治者所看重，成為維護專制統(tǒng)治的重要力量。

　　其二，皇城司扮演了最高決策階層私下收集社情民意的重要角色。除正常渠道外，宋代統(tǒng)治者還設立了一個叫皇城司的特務機構。宋初，太祖命心腹史珪刺探朝野消息。隨后，皇城司承擔了這職責，成為統(tǒng)治者伺察民間奇聞軼事及危脅朝廷者的一條有力渠道。慶歷五年（1045）五月七日，皇城司言：“訪聞在京諸色軍人百姓等，訛言云道：‘四月不戴皂角牙，直到五月腳?{沙’?？质遣幌橹?，乞行禁止”[12]。可見，皇城司伺察能力很強，滲透到社會各個角落，并及時向統(tǒng)治者反饋謠言傳播的信息。元豐七年（1084）秋，宋神宗在大宴群臣時，忽然得了疾病。隨后，“京師方盛歌《側(cè)金盞》，皇城司中官以為不詳?，有歌者輒收系之，由是遂絕”[13]。隨著政治斗爭的復雜化，皇城司時常與朝中大臣一起干預國事。熙豐變法時，宰相王安石“乃使皇城司遣人密伺于道，有語言戲笑及時事者，皆付之獄”。其中，“村民有偶語者曰：‘農(nóng)事方興，而驅(qū)我閱武，非斬王相公輩不能休息?！壵叩弥丢z”?！盎食撬咀淦咔в嗳搜膊炀┏牵r議時政者收罪之”[14]?？梢?，最高決策階層利用皇城司這個私家工具，清除異己言論，維護專制統(tǒng)治的穩(wěn)定。

　　其三，地方官僚系統(tǒng)成為民間妖術謠言識別、排查、應對與圍剿的重要鏈環(huán)。地方官僚在妖術謠言初期反應基本相同，他們并未第一時間通報皇帝，企圖息事寧人，安撫民眾恐慌，強烈打擊謠言傳播者。這因為地方官員需要足夠的官場生存智慧，避免不利已的謠言流傳到朝廷，成為政敵攻擊的口舌。所以說，謠言也很難從民間流向朝廷，這歸因于官員有能力控制傳播渠道。另外，與普通民眾不同，讀書人出身的地方官僚從一開始就不輕信妖術?！叭绻寻l(fā)生的事件局限在自己轄區(qū)和職權范圍之內(nèi)，地方官就可以按官僚制度的常規(guī)獨立全權地來處理，不必受制于專斷獨裁的君權。一旦朝廷和皇帝卷入了地方妖案的清剿，官僚制度優(yōu)游從容的常規(guī)就會被打亂，地方官就把自己直接置于君權的反復無常的淫威之下。對地方官來說，要避免這樣的結(jié)果，最好的辦法就是息事寧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懼局限在自己轄區(qū)和職權范圍內(nèi)，對朝廷封鎖有關的信息?！盵15]峨嵋有人“以訛言起祠廟，夜聚千余人”，被知嘉州犍為縣吳中復“配首惡而毀其廟”[16]。寶元二年（1039）三月，有人“傳張角之術，善以妖幻惑人”，致使人們受到“訛言”驚嚇，“老幼東向奔走，道路三日乃止”。官員耿傅捕獲這些傳播妖術的人，并將“首惡伏誅，其支黨黥若杖男女二十余人”[17]。當然人們之所以害怕妖術謠言，多因他們感到個人的生存被周圍種種看不見的勢力威脅，致使他們的生存安寧狀態(tài)被無故打破。

　　在傳播過程中，民間謠言所涉及議題的社會政治意義、利益越是重大，其影響力的最大公約數(shù)也越大，相關利益群體的規(guī)模也就擴大[18]。這就要求地方官員有防止謠言滋生、傳播擴大化的政治智慧。宋初，四川地區(qū)出現(xiàn)一則“白頭翁午后食人兒女”的謠言，引起了人們恐慌。隨后，知成都府張詠抓住“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對此，張詠總結(jié)出一條經(jīng)驗：“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也”[19]?？梢?，地方官員具有一種認識、控制謠言的能力，對傳播渠道的運轉(zhuǎn)起著一定作用。

　　總之，無論處于前臺風聞言事的廟堂、江湖，還是后臺秘密的、特權的兼具私人耳目的皇城司，均對維持社會穩(wěn)定起著預防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