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新政論報刊出版發(fā)行特征探微
發(fā)布時間:2020-10-14 18:00:45 點擊次數(shù):150
維新運動時期,維新派相繼創(chuàng)辦了一系列以宣傳改良維新、自強變法為宗旨的報刊。維新報刊雖然得到了不少有維新傾向的官員和士紳群體的經(jīng)濟支援和政治支持,但報刊經(jīng)濟嚴重依賴官紳資本、報刊出版發(fā)行的政治色彩很濃、報刊發(fā)行面狹窄等特征是顯而易見的。因此,在近代社會轉(zhuǎn)型帶來的政治動蕩中,報刊媒介在政治縫隙中發(fā)展空間有限,隨著運動的失敗,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甚至???/p>
關鍵詞:維新政論報刊;出版發(fā)行;媒介生態(tài)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劉興豪,衡陽師范學院教授(衡陽 421002);許光,長沙學院講師(長沙 410022)。
【內(nèi)容提要】維新運動時期,維新派相繼創(chuàng)辦了一系列以宣傳改良維新、自強變法為宗旨的報刊。維新報刊雖然得到了不少有維新傾向的官員和士紳群體的經(jīng)濟支援和政治支持,但報刊經(jīng)濟嚴重依賴官紳資本、報刊出版發(fā)行的政治色彩很濃、報刊發(fā)行面狹窄等特征是顯而易見的。因此,在近代社會轉(zhuǎn)型帶來的政治動蕩中,報刊媒介在政治縫隙中發(fā)展空間有限,隨著運動的失敗,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甚至???。
【關 鍵 詞】維新政論報刊;出版發(fā)行;媒介生態(tài)
【中圖分類號】G210 【文獻標識碼】A
維新運動時期掀起了近代國人自辦報刊的第一次高潮。據(jù)李提摩太《留華四十五年》的統(tǒng)計,在1895至1898的三年內(nèi),全國報紙種數(shù)陡增了3.7倍,“報館之盛為四千年來未有之事”。本文從媒介生態(tài)的角度來論述維新政論報刊出版發(fā)行的特征。
一、報刊經(jīng)濟嚴重依賴官紳資本
維新報刊的創(chuàng)辦資本,主要來自有維新傾向的官員和士紳群體。從創(chuàng)辦《萬國公報》(后改為《中外紀聞》)開始,至《時務報》期間,維新派報刊的資本主要出自官紳資本。
《萬國公報》的創(chuàng)辦資本,《康南海自編年譜》記載:“七月初,與次亮約集客,若袁慰亭世凱、楊叔嶠銳,丁叔衡立鈞,及沈子培、子封兄弟、張饌之孝廉,陳□□,即席約定,各出義捐,一舉而得數(shù)千金。”[1]其中,資本捐贈者陳熾為戶部郎中、軍機處章京,袁世凱為浙江溫處道,楊銳為內(nèi)閣中書,丁立鈞為編修,沈子培為刑部郎中,沈子封為編修,張孝廉為編修。從《萬國公報》的資金來源看,主要是捐款,捐款者集中在京城和地方官員以及士大夫上,如戶部郎中、軍機處章京陳熾、刑部郎中沈曾植、翰林院編修沈曾桐、丁立鈞、張孝謙等人,連李鴻章也曾表示要捐2000兩銀子入會,由于甲午戰(zhàn)敗后他的名聲不好,沒有被強學會接受。
《時務報》的籌辦資金主要來自上海強學會的余款,這些余款是張之洞等官僚士大夫所資助的。在開辦后,《時務報》陸續(xù)接到不少捐款,“黃遵憲捐了一千元,向盛宣懷捐了五百兩、鄒陵瀚募了五百元,黃愛棠、朱竹石各捐得一百元”。[2]據(jù)統(tǒng)計,對《時務報》個人捐款共96人。[3]基本上來自官僚士大夫、地方官員和士紳。
《湘報》的創(chuàng)辦資本也具有該特征。唐才常在《湘報序》中云:“熊君秉三(熊希齡)喜民智之乍開,欲慈航之普渡,乃鴆同志集巨貲設《湘報》館?!盵4]由此可見,《湘報》由熊希齡等集資。同時《湘報》的出版還得到了巡撫陳寶箴的支持,他每月自公款中撥銀200兩以助經(jīng)費。所以,《湘報》的“發(fā)行取值報廉,僅收工本紙張費”[5]。
由上可知,報刊的資金來源途徑是十分有限的。隨著維新運動受挫,許多官僚士紳(如袁世凱之流)倒向頑固派一邊,切斷了資金來源,使許多報刊因資金問題難以為繼。王修植、夏曾佑在給汪康年的信中說:“《國聞報》將來銷路不患不廣,而獨館中母財不足,開銷太大,深恐難以持久?!眻罂?jīng)濟不能獨立,而導致所辦報刊的短壽。以《時務報》為例,當時年少氣盛的梁啟超憤而離開《時務報》,究其原因,除兩派(維新派與洋務派)之間矛盾日益尖銳外,報刊經(jīng)濟不獨立也是一個主要因素。正如梁啟超后來所言:“無論受何方面之補助,自然受該方面勢力之支配,最少變受牽掣?!盵6]而當時對《時務報》的“支配與牽掣”主要來自洋務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張之洞。我們知道,《時務報》的多數(shù)籌辦經(jīng)費來自張之洞的捐款,張也就成為該報的“當然股東”,自然很有資格控制這份報紙。當報中言論過激,超出他的意愿時,他通過汪康年橫加干涉,多方排擠梁啟超,限制其言論自由。梁走后,《時務報》實際上就淪為洋務派的“喉舌”了。1912年梁啟超追憶當年張之洞插手干預《時務報》的情況說:“設《時務報》于上海,其經(jīng)費則文襄與有力焉。而數(shù)月后,文襄以報中多言民權(quán),干涉甚烈。其時鄙人之與文襄,殆如雇傭者與資本家之關系。年少氣盛,沖突愈積愈甚?!盵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