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社會”的社會背景導致了社會矛盾叢生，而民眾相對剝奪感的產(chǎn)生又刺激了矛盾的持續(xù)惡化，群體性事件由此被激發(fā)。然而，由于媒介化社會中大眾的形成、政府管理模式的轉變及網(wǎng)絡媒體的特點，又為網(wǎng)絡媒體在群體性事件的治理中發(fā)揮功能提供了用武之地。通過構建正當性和搭建公共領域的種種努力，網(wǎng)絡媒體勢必可以在消減社會公正失衡感，保證風險分配的公平正義，打造風險社會的預警機制等方面做出貢獻。

關鍵詞：網(wǎng)絡媒體;群體性事件;相對剝奪感;風險社會;公共領域;網(wǎng)絡媒體;治理;傳媒;公共領域

作者簡介：

　　 “風險社會”的社會背景導致了社會矛盾叢生，而民眾相對剝奪感的產(chǎn)生又刺激了矛盾的持續(xù)惡化，群體性事件由此被激發(fā)。然而，由于媒介化社會中大眾的形成、政府管理模式的轉變及網(wǎng)絡媒體的特點，又為網(wǎng)絡媒體在群體性事件的治理中發(fā)揮功能提供了用武之地。通過構建正當性和搭建公共領域的種種努力，網(wǎng)絡媒體勢必可以在消減社會公正失衡感，保證風險分配的公平正義，打造風險社會的預警機制等方面做出貢獻。

　　關鍵字：網(wǎng)絡媒體；群體性事件；相對剝奪感；風險社會；公共領域

　　Thoughts on Network’s assistance in Solving the Group Accidents——Risk Society-based Perspective

　　Zhang Yanhua

　　(Grade one of Doctor, Communcation, Undergraduate, 18205937236)

　　Abstract:

　　The risk society produced many kinds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with the relative deprivation of common people worsening the situation, the group incidents occurred. While network can grow in this society, and it can solve the problems above through establshing justifice and making efforts on building the public sphere.

　　Key Words:Network, Group Accidents, Relative Deprivation, Risk Society，Public Sphere

　　群體性事件的爆發(fā)能夠點燃民眾郁積的不滿情緒，并對社會的穩(wěn)定和發(fā)展造成沖擊，影響巨大。然而，據(jù)中國《社會藍皮書》不完全統(tǒng)計，1993年我國發(fā)生群體性事件0.87萬起，2005年上升為8.7萬起，2006年超過9萬起，2007年則達到10多萬起，參與人數(shù)也由約75萬人增加到約307萬人，而2008年和2009年的群體性事件的數(shù)量和激烈程度都超過以往。[1]在2010年先后爆發(fā)了黑龍江富錦長春嶺發(fā)生群體性事件和安徽“馬鞍山611事件”，2011年先后爆發(fā)了廣東潮安縣發(fā)生“古巷事件”和增城市“6.11”事件，而僅在2012年上半年，就出現(xiàn)了“浙江瑞安群體性事件”、“江蘇射陽群體性事件”、“重慶萬盛群眾聚集事件”等重大群體性事件。[2]群體性事件增長趨勢較為明顯，且規(guī)模較大,如果對其處置不當，較易導致體制內(nèi)可以調(diào)節(jié)的矛盾轉化為體制外的暴力沖突。如何以一種矛盾雙方都認可的方式介入其中，消化群體性事件的負面作用，發(fā)掘利用其正面功能，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一、群體性事件的成因

　　1、“風險社會”的宏觀語境

　　德國學者貝克曾指出，“風險”本身并不是“危險”或“災難”，是一種危險或災難的可行性；它表述的是安全和毀滅之間的一個特定階段的特性。[3]風險可以大概分為由于自然界存在的不確定因素所導致的風險和由于人為因素所導致的風險。針對后者來說，當人類的力量越來越強大，并試圖去控制自然界或社會中的不確定因素時，便可能產(chǎn)生一系列不可預料的結果，風險便隨之存在。如果從動因來看，“風險”盡管存在負面的含義，但其中也包含有積極的因素。

　　貝克認為，風險逃脫了人類的感知能力，社會被風險分配的邏輯支配，不明的和無法預料的后果成了歷史和社會的主宰力量；風險社會跨越了階級和民族的界限，是世界性的風險社會；風險常帶來社會的、經(jīng)濟的和政治上的后果，表現(xiàn)為災難社會。[4]中國處在社會體制轉型、社會形態(tài)變遷和社會結構變動的社會轉型時期，舊的社會信息傳播流通、控制機制和風險分配機制被弱化，而新的信息流通、控制和風險分配機制尚在形成之中。由于轉型時期的復雜性，使得社會整合機制的建立和實踐較為困難，這也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結構性緊張，誘發(fā)了社會風險的存在。在2006年“十一五計劃”制訂工作展開之際，國家發(fā)展與改革委員會課題組對來自國務院各部委、重點科研院校、主要民間組織以及國外大學、駐華國際組織的98名中外著名專家進行了調(diào)查。這些來自不同領域的學科帶頭人和領軍人物對我國“十一五”時期（2006年～2010年）可能影響我國經(jīng)濟社會持續(xù)發(fā)展的風險因素、風險領域以及風險沖擊程度進行了科學預測和分析。[5]這份分析報告顯示，我國存在的風險問題幾乎遍及了包括貧富差距、國內(nèi)治理危機、信心和誠信問題等社會的各個方面。另外，作為國際上常用的定量測定社會居民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的標準，我國在分配政策失衡情況下，已經(jīng)導致基尼系數(shù)從改革開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兩年不斷上升，實際已超過了0.5，[6]早已經(jīng)越過0.4這個易導致動亂狀態(tài)的警戒線；而由于部分群體隱形福利的存在，可以推斷，國內(nèi)的實際基尼系數(shù)還要更高。因此，盡管國內(nèi)當下的實際情況與貝克所描述的風險社會并不契合，但中國確實進入了一個風險多發(fā)的階段。群體性事件呈現(xiàn)快速的增長，本身就是中國“風險社會”的一種呈現(xiàn)。

　　2、具體成因：基于相對剝奪感理論的考察

　　（1）民眾相對剝奪感的產(chǎn)生

　　美國社會學家斯托弗提出：“相對剝奪感指人們通過與參照群體的比較而產(chǎn)生的一種自身利益被其他群體剝奪的內(nèi)心感受。相對剝奪感的產(chǎn)生，主要源于參照群體的選擇，而與自身利益的實際增減并無直接聯(lián)系。” [7]作為一種社會群體的心理狀態(tài)，相對剝奪感通過公眾感知自身群體所處的弱勢地位和遭遇不公等方面因素，從而對群體行為產(chǎn)生著重要影響，可以作為預測群體行為的有效變量。[8]隨著我國經(jīng)濟的快速發(fā)展和改革開放步伐的擴大，大眾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視野也逐步得到拓寬；歐美等國奢侈的生活方式的在國內(nèi)的廣泛傳播和國內(nèi)部分富裕階層生活方式的奢侈化，提高了社會各個階層對美好生活的預期。但是，由于“制度性紅利”等原因的存在，導致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地區(qū)差距擴大，思想意識分化，并出現(xiàn)了社會階層的分化。社會改革的成果不能滿足人們快速增長的各種的需求，現(xiàn)實社會存在不公的現(xiàn)實也不能滿足人們對公平正義的追求，這不免使他們產(chǎn)生一種相對剝奪感，并會促使他們尋找自身所處弱勢地位的原因，留下一種不滿的歷史記憶。如果這種狀況得不到改進或日益惡化，便不免會從心理上對剝奪或影響他們自身獲益的群體產(chǎn)生不滿或怨恨等負面情緒。

　?。?）共同的情緒的出現(xiàn)：“仇富”和“仇官”

　　制度性手段在各階層間的分配是不均衡的。在社會各階層中，上層人士和中層群體通過合法的制度性手段來獲取財富的機遇要遠遠高于社會下層。[9]如果制度性手段使資源在社會階層中分配不均，則更加容易導致社會下層獲益的概率遠遠小于社會中上層。這也意味著，弱勢群體占據(jù)多數(shù)的下層群體的相對剝奪感要更加強烈。在我國，社會轉型期的公正失衡感，大約6/10的人認為是由權力腐敗、權力資本化造成?！盵10]人們對不公平現(xiàn)象的主觀感受，與學者們對社會經(jīng)濟差異現(xiàn)象的研究結果是相吻合的，即導致當前中國社會的不公平現(xiàn)象的原因主要權力、職業(yè)、行業(yè)、地區(qū)、單位和學歷等因素。[11]然而，權力等只是表現(xiàn)現(xiàn)象，他們都是制度的體現(xiàn)。處于制度上的弱勢地位，社會下層對權力尋租、權錢交易等丑惡現(xiàn)象的存在所導致的不正當現(xiàn)象的改變感到無力，對眾多富人在財富的來源、取得財富的手段和對財富的使用手段等構成財富的正當性的必備因素飽受質(zhì)疑卻不得到答案，甚至當他們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損害也不能得到應有的救助或補償時，就會產(chǎn)生巨大的相對剝奪感。如果這種情緒得不到合理的解決或引導，就會轉會為一種共同的情緒，即對損害他們利益的整個群體的怨恨，并可能會擴散為對那個群體所屬階層及管理機關的憎恨和敵視。這種情緒的共同表現(xiàn)，便是“仇富”和“仇官”。

　　（3）利益表達渠道的缺失

　　無論是“仇富”還是“仇官”，其實質(zhì)都是仇視社會不公。但是，在大部分民眾的心中，還是廣泛存在著“包青天”情節(jié)。他們認為不法行為只是基層干部的私下行為，而上級機關或中央政府并不知曉。為了尋求公平和公正，民眾中間就出現(xiàn)了大量的上訪行為，并企圖越過基層政府向上級國家機關反映問題并企圖獲得解決。但是，我國的信訪制度所實行的各級信訪工作領導責任制和責任追究制，要求追究上訪人分管領導的責任，并視情節(jié)對分管領導進行處理。為了避免受到處罰，當問題出現(xiàn)后，地方領導多將心思放在如何堵訪、截訪方面，甚至出現(xiàn)地方政府為了抑制住上訪的增加和升級，采取各種手段對信訪群眾進行打擊甚至政治迫害。[12]至此，制度上規(guī)定的民眾的主要意見表達渠道基本被封閉。盡管存在著諸如聽證會等其他反映民意的渠道，但其規(guī)模和性質(zhì)都不能真正有效反映和代表民意。

　　由于存在缺乏表達自身利益或消除怨恨的常規(guī)渠道、部分針對弱勢群體利益表達的反應機制失靈等情況，民眾對自身不公平待遇得到解決的預期黯淡，“仇官”、“仇富”的不滿情緒郁積心中，怨恨情緒得到累計和加強。在普通情況下他們無力反抗這種局面，或許隱忍下來。但是，如果情況得不到改善或持續(xù)惡化，特別是當他們的精神遭到猛烈刺激或面臨生存危機時，就會以非常規(guī)的形式爆發(fā)出來。此時，公信力和權威性已經(jīng)降低的同級政府機關的控制和社會整合能力均大幅下降，處于亢奮狀態(tài)并互相感染的群體成員也不再輕易相信曾讓他們失望和怨恨的相關政府機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