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張朋，淮南師范學院中文與傳媒系教師（淮南　232038）。

　　【內(nèi)容提要】近代女性文化轉(zhuǎn)型與報刊等文化建制構(gòu)成聯(lián)動關(guān)系。清末精英女性秋瑾從傳統(tǒng)才女的自我期許轉(zhuǎn)向男女平權(quán)的現(xiàn)代意識，近代報刊扮演重要角色?；趯Α坝⑿郦毩ⅰ薄懊钡目释镨凇凹彝ジ锩?、“政治革命”的社會運動中頗具媒介運作意識和能力。救亡圖存語境下，秋瑾堅持以白話文作為媒介書寫方式多出于“啟蒙”的功利性考量，書寫者本身對白話語體的認同度值得思量，這展現(xiàn)了近代社會對傳統(tǒng)“才女”詩、文之才的重構(gòu)。而秋瑾為辦《中國女報》在人力、資金等方面的艱難運作，實為近代女報普遍困境的反映，顯示了近代社會為精英女性追逐名望、實現(xiàn)才能所提供的空間及其限度。

　　【關(guān) 鍵 詞】秋瑾；《中國女報》；名望；啟蒙；女才

　　【中圖分類號】G210　【文獻標識碼】A

　　1907年初，秋瑾主持創(chuàng)辦的《中國女報》在上海問世。雖然僅出版兩期，但該刊在中國女報史乃至近代女性史的書寫中占有一定位置，方漢奇先生稱：“《中國女報》是繼《女子世界》以后，國內(nèi)出版的又一份有強烈影響的革命婦女報紙”[1]，近年來出版的近代女性史著作涉及秋瑾的幾乎無一例外要論及這份短命報紙。從思想傳播、輿論動員的維度看，出版兩期的報紙很難談得上社會影響，《中國女報》在歷史書寫中反復呈現(xiàn)很大程度上因應了秋瑾的歷史地位。但若從知識女性與近代媒介的互動關(guān)系而言，秋瑾的媒介觀念及《中國女報》的創(chuàng)辦為我們探討近代女性文化轉(zhuǎn)型與報刊等文化建制關(guān)系提供了一個極好的范例。

　　一、“成名”與立業(yè)：《中國女報》之前秋瑾的社會活動及新聞觀念

　　報刊等近代文化建制與近代女性知識精英的現(xiàn)代自我意識形成、人生志業(yè)選擇等構(gòu)成復雜的促動關(guān)系。作為清末女性知識精英群體的杰出代表，秋瑾從傳統(tǒng)深閨才女向近代革命志士、女性啟蒙者的轉(zhuǎn)變，近代報刊實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報刊乃是“通中外、達新知”的重要載體，是諸如秋瑾等知識女性重新認識自我、禮會的重要中介；另一方面，屬于“新知”范疇的報刊，本身即一種重要的社會文化資源，知識女性投身其中，從而在社會啟蒙的過程中獲取名望、重塑自我身份等。

　　1903至1904年初，秋瑾旅居北京，此為其人生理想發(fā)生轉(zhuǎn)變的關(guān)節(jié)點，即人生理想的“才子佳人”型向爭取男女平權(quán)的現(xiàn)代意識之轉(zhuǎn)變[2]。這一轉(zhuǎn)變與秋瑾在京期間和吳芝瑛、服部繁子等中外新知識女性交往有關(guān)，亦受其時京城文化氛圍的影響，而近代報刊等新思想、新知識的傳播中介顯然有重要作用。對秋瑾所知甚深的吳芝瑛曾回憶說：“女士居京師有年，痛憤庚子之變，以提倡女學為己任。凡新書新報，靡不披覽。以此深明中外之故，而受外潮之刺激亦漸深。”[3]1904年春，秋瑾讀蔡元培等主編的《警鐘日報》，受其震動，寫下“感賦”一首：“此鐘何為鑄？鑄以警睡獅。獅魂快歸來，來兮來兮莫再遲！我為同胞賀，更為同胞宣祝詞。祝此警鐘命悠久，賀我同胞得護持。”[4]約同一時期，秋瑾致妹秋珵的信中稱：“任公（梁啟超）主編《新民叢報》，一反已往腐儒之氣?！碎g女胞無不以一讀為快。蓋為吾女界開模也?！盵5]可見，1903年前后，秋瑾以“提倡女學為己任”，而承載新思想、新知識的近代報刊扮演了重要的自我啟蒙之中介。

　　1904年5月，秋瑾擺脫家庭束縛，為考察女學而東渡日本留學。期間，秋瑾的思想和人生志業(yè)又有變化：其一，繼續(xù)堅持男女平權(quán)革命，以興女學、結(jié)團體為具體實施舉措；其二，與宋教仁、馮自由等交善，思想上從男女平權(quán)的“家庭革命”拓展至推翻清政府的“政治革命”。此種人生志業(yè)選擇顯示了救亡圖存語境下近代精英知識女性的自我意識覺醒，而秋瑾內(nèi)心深處強烈的“成名”渴望則是其以激進的姿態(tài)投身社會事業(yè)的重要內(nèi)因。留日期間，兄長秋譽章多次致信秋瑾，討論家庭事務(wù)，兼涉秋瑾與丈夫王廷鈞的關(guān)系。秋瑾在1905年的一封回信中表示：“嗚呼，妹如得佳藕，互相切磋，（此亦古今紅顏薄命之遺憾，至情所公嘆。）此七八年豈不能精進學業(yè)？名譽當不致如今日，必當出人頭地，以為我宗父母兄弟光”，[6]將自己視作“紅顏薄命之遺憾”，而所經(jīng)意者乃“精進學業(yè)”、“出人頭地”，可見在秋瑾內(nèi)心深處仍留存著對才子佳人型人生理想的向往。迫于無奈，秋瑾不得不走向另一條成名之路：“撫心自問，妹亦非下愚者，豈甘與世浮沉，碌碌而終者？水激石則鳴，人激志則宏，他日得于書記中留一名，則平生愿足矣?！盵7]至于堅持斷絕與王廷鈞的關(guān)系，秋瑾亦從“聲名”的角度考量，同一時期的另一封回信稱：“妹近兒女諸情，俱無牽掛，所經(jīng)意者，身后萬世名耳；不則寧湮沒無聞，斷不欲此無信義者（據(jù)信件上下文，此處指王廷鈞——引者注）有污英雄獨立之精神耳?！盵8]此可見，既然走上了“離經(jīng)叛道”的革命之路，秋瑾更在乎自己的舉動對自我新身份、新形象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

　　這種對自我名望的渴望以及對新形象的刻意維護，在秋瑾投身社會運動時則表現(xiàn)為對媒介資源、媒介形象的自覺運作意識。據(jù)呂碧城回憶，秋瑾曾于留日前拜訪呂碧城：“都中來訪者甚眾，秋瑾其一焉。據(jù)云彼亦號碧城，都人士見予著作謂出彼手，彼故來津探訪?！盵9]秋瑾因“同號”拜訪多是說辭，其時，呂碧城任《大公報》編輯，秋的來訪當有借呂碧城所持《大公報》的媒介資源。留日期間，秋瑾與呂碧城書信往來頻繁；秋瑾多在書信中表達對女性教育的看法，而《大公報》則選擇刊登，代為宣傳。先是初到日本的秋瑾在信中匯報留日期間的求學打算，并“望中國女子多到東游學……女子教育需材甚急，我同胞能多一留學生，即他日多一師資”；《大公報》遂即刊發(fā)此信，并通過編者按為秋瑾樹立個人形象：“浙江秋璿卿女士，號鑒湖女俠，慷慨激昂，不減須眉。素悲中國教育之不興，國權(quán)之不振。以振興女學為栽培人才之根本。乃于上月初九日由京起程，游學日本?！盵10]1904年夏，秋瑾與原《女報》主筆陳擷芬等重興“共愛會”，欲以團體的力量推動女性留學。是年8月，秋瑾再次致信呂碧城，謂：“（共愛會之宗旨）照拂女學生之來東及入學等事。祈普告同志，倘愿來東留學者，或電達橫濱山下町一百五一番地陳擷芬，或東京中澀谷實踐女學校秋瑾……”[11]，顯然希望呂碧城宣傳此事。而呂碧城亦頗為配合，于《大公報》1904年8月26日刊登此信。同時，秋瑾又致信湖南第一女學堂，將“共愛會”章程及創(chuàng)辦原委詳加說明，并“請推廣”。后《女子世界》1905年第1期果在“女學文叢”欄以《留學日本秋女士瑾致湖南第一女學堂書》刊布主要內(nèi)容。[12]由此可見，秋瑾在投身社會活動之初，已意識到媒介資源的重要性，而經(jīng)由媒介的推廣，秋瑾的個人形象與社會名望亦逐步建立。

　　至于報刊等近代傳媒究竟在社會啟蒙事業(yè)中扮演何種角色？涉及秋瑾對報刊功能、報刊性質(zhì)的認知。1904年9月秋瑾在主編的《白話》雜志中有所論及。1904年7月下旬，留日學生辛漢等組織“演說練習會”，旨在“喚醒國民，開化智識”?！把菡f練習會”另設(shè)《白話》雜志，由秋瑾任主筆，雜志以刊登該會開例會時的演說為主，“凡關(guān)于各專門學及新理想議論精確于國內(nèi)有應（影）響者，其稿交書記錄存，以備印刷發(fā)行?！盵13]是年9月8日，秋瑾在“演說練習會”例會上發(fā)表演說。后，演說稿以《演說的好處》為題發(fā)表于《白話》創(chuàng)刊號“論說”版；從文章的立意及表述看，頗具《白話》發(fā)刊詞的性質(zhì)。秋瑾在該文中已注意從社會啟蒙的視角解讀其時辦報、閱報的功能：

　　“如今看報的人，可以分做四等：一等就是官場；一等是商家；一等是閑蕩的人；一等是平常讀書人。讀書人看報：亦有愛新議論的；亦有愛頑固議論的。閑蕩的人看的報，又與別的不同：不過看些《笑林報》、《花月報》……。商人看報，不過看看報紙的反面：錢米各業(yè)的行情，可以用他居奇的方面。那官場看的報更覺可笑：不過看一種《申報》，因為《申報》上都是恭維他們的話……”。[14]

　　比照秋瑾1907年致陳志群的信中所言，“□□之雜志，直可謂無意識之出版，在東尚不敢方言耶？文明之界中乃出此奴隸卑鄙之報，不足以進化中國女界，實足以閉塞中國女界耳，可勝嘆息哉！各處雖不時偶有報紙出現(xiàn)，實一無可取者?！盵15]可見，從報刊對“進化中國女界”的高度而言，秋瑾極為看重報刊在女性啟蒙事業(yè)中的價值；但其對報刊思想、內(nèi)容有特定的價值取向，休閑小報、商業(yè)報刊以及思想陳舊的報紙皆在擯棄之列。